美國人卻在與日本人相反的方向上，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美國人全力迎戰，隻因為這場戰爭被強加在他們身上。他們遭到了攻擊，所以也要給敵人一點厲害瞧瞧。為了使美國的普通民眾放心，官方發言人在談及珍珠港事件或者巴丹半島的潰敗時不會說：“這些早已被我們的計劃考慮在內了。”而是會說：“既然敵人找上門來，就讓他們見識一下我們的威力。”美國人已經習慣了生活在一個挑戰不斷的世界裏——並且已經準備好了去迎接挑戰。但讓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則是萬事已提前規劃好。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威脅莫過於不可預知的意外。
日本人作戰行動中的另一個主題也反映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斷地說：“全世界的眼睛都聚焦在我們身上。”因此必須全力展現“日本精神”。當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本下達軍令：因現處於“全世界”的注視之下，應當全力展現日軍本色。海員則被告知，萬一軍艦被魚雷擊中而不得不棄船，他們依然需要保持端莊優雅的姿態來操縱救生艇，否則“全世界都會笑話你。美國人會把你拍成電影，在紐約放映”。這關乎他們將如何向世界展現自己。對自身形象的關注也深植於日本文化之中。
提到日本人的態度，最著名的便是對天皇的態度。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製力呢？美國某些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持續七個世紀的封建時代，天皇隻是一個形象模糊的傀儡。每個人都直接效忠於他們的主人——大名，再往上，則是效忠於軍事大元帥——將軍；對天皇效忠並不重要。天皇被幽禁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宮廷之中，儀式和活動都嚴格受到將軍製定的規章製度的限製。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如果對天皇表達敬意，甚至會被視為背叛。對於日本普通民眾來說，天皇就像不存在似的。美國一些政治分析家相信，隻有了解日本的曆史才能理解：當日本這個保守民族重新集結力量時，為何又把逐漸被人淡忘的天皇擁戴為權力中心？日本的評論家一再聲稱天皇在其臣民中有不朽的威望，但顯然他們堅持的這種言論太誇張了，論據也不堪一擊。因此美國在戰時的政策沒有理由對天皇態度軟弱。相反，對這個日本近來才編造出來的邪惡暴君概念，他們有一切理由給予最猛烈的攻擊。天皇是崇尚現代民族主義的神道的核心。如果美國削弱和挑戰了天皇的神聖地位，那麼日本的整個結構都會坍塌。
一些熟悉日本的美國人讀過日本的文獻或者來自前線的報告後，則持有相反意見。那些曾在日本居住過的人知道，沒有比公然攻擊或者辱罵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並激發他們的鬥誌了。他們相信，在日本人眼中，攻擊天皇不等於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謨—克—拉—西”（民主）的口號很響亮，軍國主義臭名昭著，以至於軍人走上日本街頭前需要換上便裝。但哪怕在那個時期，他們也見證了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那些在日本居住過的人堅稱，日本人對他們皇族領袖的崇敬和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尊敬不可相提並論，因為後者對希特勒的態度變化正好反映了納粹黨的興衰，並且與法西斯的一切惡行緊密相關。
當然，日本戰俘的證詞也印證了這一點。和西方的士兵不同，日本士兵並沒有接受過訓練，他們不知道一旦被俘後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因此他們對所有問題的回答均各執一詞。他們之所以沒接受過這方麵訓練，也是因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這種狀況直到前幾個月才得以改變，盡管隻是局限在幾支隊伍和某些組織中。戰俘的證詞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體現了日本軍隊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見。日本士兵不會因為士氣低落而投降，也不會在被俘後一反常態。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在受傷昏迷、無力抵抗的時候被俘的。
那些頑抗到底的日本戰俘把極端的軍國主義思想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聖旨效命”；“天皇指引國民參戰，服從是我的職責”。但是那些反對此次戰爭和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和平的主張歸根於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意味著一切。厭戰者把天皇稱為“愛好和平的陛下”，堅稱“他一向都是個自由主義者，且反對戰爭”。“他是被東條英機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天皇表示他是反對軍部的。”“戰爭是在天皇不知情或者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生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他的國民被牽扯進去。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在受什麼苦。”這些說法和德國戰俘不同。後者盡管也抱怨將軍們和最高指揮部背叛了希特勒，但依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都在希特勒，因為他是最主要的戰爭發動者。但是，日本的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尊敬與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政策是兩碼事。
但是，對他們來說，天皇與日本則是不可分的。“沒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無法想象沒有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的符號，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天皇是一個超宗教的角色。”即便日本最終戰敗，天皇也不會因此受譴責。“國民不認為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如果戰敗了，也應該由內閣和軍部領袖負責，而不是天皇。”“即便日本輸了這場戰爭，全體日本人也會繼續尊敬天皇。”
所有這些認為天皇無可指摘的統一論調，在美國人聽來卻十分虛偽。因為美國人覺得，世上沒有一個凡人可以免受懷疑和批判。但是毫無疑問，直到戰敗，日本人依然持有這個看法。那些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錄上注明：“拒絕反對天皇。”所有戰俘都拒絕說天皇的不是，甚至包括那些和盟軍緊密合作，為其向日本軍隊做廣播的人。在我們搜集的所有戰俘審訊筆錄中，隻有三份委婉地反對天皇。其中隻有一份敢於直言：“保留天皇是個錯誤。”第二份則說：“天皇是個意誌薄弱的人，隻是一個傀儡。”第三份不過是揣測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廢除君主製，日本的年輕女性則有希望過上她們羨慕的美國女性的自由生活。
因此，日本的指揮官們正是利用了全國上下對天皇的這種崇敬。他們會在軍中分發所謂“天皇恩賜”的香煙，或者在天皇生日時，帶領全體部下向東方三鞠躬並高呼“萬歲”；“即便軍營受到日夜轟炸”，他們也不忘和全體部下在每個清晨和黃昏，吟誦天皇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他們吟誦的聲音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蕩”。軍國主義分子們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實現天皇陛下的心願”“掃除天皇所有憂慮”，要“以崇敬之心報答陛下的仁慈”“為天皇效命”。但是，這種對天皇意誌的服從卻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同許多戰俘所說：“隻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隻剩一根竹竿，也會奮戰到底；同樣，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會立刻收手。”“如果天皇頒發命令，日本明天就會扔掉手中的武器。”甚至最具沙文主義色彩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因為“隻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令日本國民心甘情願地接受戰敗結果，為重建家園而活下去”。
日本人對天皇的這種無條件、無保留的忠誠，顯然與他們對其他人及集體的批判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無論是日本的報紙雜誌，還是戰俘證詞，都充滿了對政府和軍部領袖的批判。戰俘們咒罵、譴責某些前線指揮官，特別是沒有和部下共患難，自己坐飛機撤退，卻把部隊撇在身後繼續作戰的那些人。在他們嚴厲批評這些軍官時，當然也會稱讚另外一些。顯然日本人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日本本島的報紙雜誌也會批評“政府”。他們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擔當起領導和協調的職責，但顯然現在政府做得很不夠。他們甚至也會批評政府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的某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會議報告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會議是由媒體編輯、前國會議員、日本的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讚會的領導人等參加的。會議上一個發言者說道：“我覺得振奮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言論自由。最近幾年，日本國民沒法坦率地說出心底的真實想法。他們擔心一旦觸及某些話題就會遭受責怪。他們顧慮很多，隻顧做表麵文章，長此以往變得懦弱膽小。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可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個發言者談及此問題時更進一步：“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和選區的選民座談，並就許多事情征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幾乎全都不敢直言。沒有言論自由，就無法激發鬥誌。在所謂的《戰時刑事特別法》和《國家安全法》的嚴格限製下，國民變得和在封建製度時期一樣膽小。所以，國民本該發揮的戰鬥力，至今沒有被激發。”
由此可見，即便在戰爭時期，日本人也會批判政府、最高指揮部和頂頭上司。他們是用批判的眼光承認整個等級製度的優越性。然而，唯獨天皇免受批評。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受到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是國民性中的哪一點，令日本人把天皇置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戰俘說，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可以“舉著竹竿”奮戰至死，也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戰敗和淪陷。這是真的嗎？戰俘們究竟在胡說八道誤導我們，還是道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