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年紀大小，一個人在等級製度中的地位取決於他/她的性別。日本婦女走路時總是跟在丈夫的身後，社會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們穿著美國服飾時可以和丈夫並肩走路或優先進門，但隻要一換上和服，就又會退到他身後。當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禮物、注意力和教育經費都投在兒子身上時，女兒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為年輕女性設立的高等院校，課程重點也隻是培訓禮儀、儀態，對學識和智力的訓練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並論。一個校長推薦上流社會的女學生們學習一點歐洲語言，因為這樣她們就有能力在撣去丈夫書上的灰塵後，正確地將它們擺回書架了。
盡管如此，日本婦女比起其他亞洲國家，還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僅僅是西方化的表現。日本曆史上從沒有中國上層婦女那種裹小腳的習俗。印度婦女驚歎日本婦女不用把自己藏起來，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拋頭露麵，閑逛購物。日本婦女通常掌管家庭財務，並負責日常采購。如果家用不夠了，她們就有權力挑選家什，送去當鋪換錢。日本主婦使喚用人，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也有很大的影響力。當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會很嚴厲地全盤掌管家務事，就好像前半生從沒有當過唯唯諾諾的媳婦。
在日本，由輩分、性別和年齡帶來的特權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權的人通常不是專職的獨裁者，而是受托者。父親或兄長對所有家族成員負責，包括活著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須做出重大決定，並監督落實。但是他的權威並非無條件的，兄長的行動必須對家族的榮譽負責。他不斷提醒兒子或弟弟們牢記且不能辜負家族遺留下來的物質和精神遺產。即使是個農民，他也認為自己肩負著對家族祖先負責的高貴義務。所屬的階層地位越高，肩負的家族責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總是高於個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時，任何階層的一家之長都會召集家庭會議來商討該事宜。譬如，為了一個有關訂婚的會議，家庭成員可能從各個遙遠的地方趕來。在決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個性上的衝突而發生難以預料的情況。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見也可能影響決定。一家之長若無視集體的意見，則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當然，最終的決定也許並不是命運攸關的當事人願意服從的。但是那些長輩會毫不動搖地要求當事人服從家族會議的決定，正如他們自己過去一直做的那樣。這種要求背後的理由，在法律上和習俗上都不同於普魯士父親對妻子兒女的專製權。日本人並沒有在家庭生活中學習怎樣尊重專製權威，也沒有被培養出輕易服從專製的習慣。日本人所服從的家庭意誌代表了一種關係所有成員得失的最高價值。無論這個要求多麼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誠的名義要求當事人服從的。盡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內容的嚴苛程度並不會比普魯士低，但是效果卻不一樣。
每一個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懷抱中學會了遵守等級製度，又把學到的運用到更廣泛的經濟生活和政治領域。他學會了找準自己的地位並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級高的人，無論對方是不是集團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個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個兄長被他的弟弟支配，他們在正式場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會少一絲一毫。一個人並不會因為背後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權。表麵形式不會隨著實際支配關係的變化而改變，它始終是不可冒犯的。這就為某些不拘於地位身份、隻求幕後操縱的人帶來了策略上的優勢，因為他們不易受到攻擊。日本人也從家庭生活中學到了做決定時最重要的考量，必須基於對家族榮譽的維護。這個決定不是一個恰巧成為家長的專製者用武力落實的念頭。日本家長更像是物質和精神財產的受托者。這些財產對家庭裏的每個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個人犧牲個人意誌，服從集體的利益。日本人反對武力威脅，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減少對家庭要求的服從，也沒有減少對特權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長老不是鐵腕的獨裁者，家庭中的等級製度依然能得以維持。
對於人際交往模式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國人來說，以上關於日本家庭等級製度的陳述讓他們困惑：日本家庭關係中的情感紐帶怎麼還會那麼強呢？事實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強，而本書的一個主題便是探討這種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隻有認識到他們在家庭中養成的習慣有多麼徹底，才有可能理解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對等級製度有多大需求。
在日本，階層和階層之間的等級關係就和家庭中的一樣森嚴。在漫長的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個世襲階級的社會。一個已經有幾個世紀等級習慣的國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優勢和缺陷。從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開始，等級製度已經成為生活的準則。甚至早在7世紀，日本已經在調整從無世襲階級的中國借鑒來的生活方式，使之適應自身的等級文化。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日本天皇和宮廷製定任務，向中國學習令日本使節讚歎不已的高度文明，並立刻懷著無比的激情著手幹了起來。而在這以前，日本甚至沒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紀，它采用了中國的表意文字來書寫完全不同的語言。日本過去有個宗教，相信四萬個神祇掌管山脈、村莊，帶給人們好運——此民間宗教在經曆了一係列變遷後，成了現代的神道。同樣在公元7世紀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引進佛教，以為能夠“有效維護政權”。在這以前，日本一直沒有公共的或私人的大型永久性建築，但天皇仿照中國京城造了一個新的奈良城，並且按照中國的式樣建造了很多華美的佛教寺廟和僧院。天皇也根據使節對中國的描述，引進了官階品位和律令。在世界曆史上很難找到第二個主權國家可以這麼成功且有計劃地引進外國文明。
但是，日本從一開始就沒能複製中國的無等級製社會組織。日本采用的“官銜”，在中國本是授予那些通過了科舉考試的行政官員的，但在日本卻被授予世襲的貴族和封建領主。它們成了日本等級製度的一部分。日本分裂成許多半自治的藩國，其領主們總是互相嫉妒彼此的勢力，因此許多重要的社會組織也跟領主、家臣和侍從的特權有關。但無論日本多麼努力地從中國引進文明，它卻始終沒有采納能代替等級製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國的官僚行政製度，或者把不同階層的人聯合在一起的龐大的中國宗族製度。日本也沒有采用中國的世俗皇帝的觀念。日本皇室的名稱直譯過來是“雲上人”，並且隻有這個家族的人才可能繼承皇位。日本從來沒有像中國那樣改朝換代過。天皇是不可冒犯的。引入中國文化的天皇和宮廷大臣們肯定從來沒有想象過中國的製度在這方麵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也沒有猜到他們正在進行的是怎樣的變更。
盡管日本從中國引進了各種文化，但它所創立的新文明隻是在為之後幾百年的紛爭鋪平道路，那些世襲的領主和家臣正是靠紛爭來實現全國統治的。在公元8世紀結束前，貴族藤原氏已經掌權並把天皇擠到了幕後。隨著時間流逝，藤原氏的統治又逐漸被封建領主們侵蝕。當全國陷入混戰時，著名的源賴朝消滅了所有的對手，頂著“將軍”這個古老的軍事頭銜成為日本實際的統治者。“將軍”的字麵翻譯為“征夷大元帥”。按照慣例，隻要源賴朝的子孫能夠控製住其他封建領主，這頭銜就可以由源氏家族一直世襲下去。天皇從此成了傀儡，他存在的最主要作用，是為將軍主持封賜。他已沒有行政權力，實際權力由一個軍事陣營掌控著。正如其名，它總是試圖以武力來控製那些反叛的藩國。每個封建領主，即“大名”，都有自己武裝的家臣，即“武士”。這些武士在動亂的年代中，聽從大名的差遣，時刻準備著爭奪敵對大名或者統治將軍的“地位”。
到了16世紀，內戰在全國蔓延。經曆了幾十年的動亂之後，強大的武將德川家康在所有對手中脫穎而出，於1603年成為德川家族的第一個將軍。隨後德川家族世襲“將軍”的頭銜長達兩個半世紀。直到1868年近代開始之初，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治”被廢除，德川家族的統治才結束。從許多方麵來說，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時期之一。直到最後一代結束前，它都保持了日本的武裝和平，同時成功地實施了為德川家族政治目的服務的中央集權製。
德川家康曾麵臨艱難的處境，但他沒有逃避，而是迎難而上。一些勢力較大的藩國領主在內戰時期一直反對他，直到被徹底擊敗才終於歸順。這些領主就是所謂的“外樣大名”。德川家康允許這些大名掌管自己的藩國和家臣。事實上，這些大名和其他封建領主一樣，也享有對自己領土的最高自治權。但德川家康把他們排斥在自己的家臣之外，也不讓他們擔任任何重要職位。因為重要職位都是為嫡係大名，也就是內戰時德川家康的支持者準備的。為了維持政權，德川家族需要依靠一係列策略來防止大名們勢力壯大，也要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威脅到將軍統治。德川政權不僅沒有廢除封建製度，相反，為了維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統治，還試圖加強封建製度，使之更為森嚴。
日本的封建社會有著複雜的分層，並且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從上一代繼承而來的。德川家族鞏固了這個係統，並且規定了各個階層日常行為的具體內容。一家之主必須在家門口張貼其階層標誌，以及關於他所世襲地位的必要說明。他的著裝，他能買的食物，他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子，都是根據世襲地位來規定的。排在皇室和宮廷貴族之下的有四個世襲階層，根據順序，依次為：士（武士）、農、工和商。排在他們後麵的則是賤民。在賤民中間數量最多、最廣為人知的是“穢多”，即那些從事汙穢行業的人。他們可以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剝取及鞣製死獸皮者。他們是日本“不可觸碰的人”，更確切地說，他們甚至不被當作是人，因為甚至連通過他們村莊的道路都不被計入裏程，就好像這片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們極度貧窮，雖然被允許從事自己的行業，卻被排斥在正式的社會結構之外。
商人的排名僅在賤民之上。盡管這對美國人來說可能不可思議，但在封建社會卻是有理由的。一個商人階層的存在總是在擾亂封建製度。商人越發達，越受尊重，封建製度便越衰敗。德川政權在17世紀時實行了其他國家都不曾有過的極為嚴厲的鎖國政策，進一步摧毀了商人的立足之本。日本在過去一直和中國及朝鮮的沿海地區有貿易往來，一個貿易階層也自然而然地發展了起來。但德川政權卻規定，建造或者運營大於某個尺寸的船隻的人將麵臨極刑。這規定中止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因為符合規定的小船既沒法抵達東亞大陸，也不能裝載貨物。由於藩國與藩國之間設置了關卡障礙，阻礙了貨物流通，國內的貿易也受到了嚴厲限製。此外，德川政權還頒布法典，強調商人的低等社會地位。《取締奢侈令》中詳細規定了商人能穿的衣服、能打的傘、在婚禮葬禮上的花費限額等。商人不能住在武士居住的地區，也沒有法律保護他們免受武士的欺淩。把商人限定在卑賤地位的政權在貨幣經濟中一定會失敗，而日本當時正是靠貨幣經濟運轉的。但德川家族卻依然這麼做了。
德川政權同時鞏固了那兩個有利於封建製度穩定的階層：武士和農民，使他們的形式更為固定。在德川家康終結內戰前，強大的將領豐臣秀吉已經通過著名的“繳刀令”把這兩個階層分離開來。他規定農民不能配備武裝，而武士唯一的特權是佩帶刀劍。武士不再能成為農民、工匠或者商人。哪怕最低等的武士也不能從事生產。於是，武士成了寄生階層的一員，每年從農民的賦稅中抽取貢米作為俸祿。大名負責收繳貢米，再分配給每個武士家臣。武士完全依賴領主生活，無須再向其他方麵尋求資助。在日本曆史的早期，藩國之間無休止的戰爭鑄造了封建首領和武士之間的牢固紐帶。在和平的德川時代，他們之間的紐帶則主要是經濟上的了。日本的武士家臣，不同於歐洲的騎士，既不是擁有土地和農奴的小領主，也不是一個擁有財富的士兵。他領取固定俸祿，而俸祿額度在德川初年就按照他的家族地位固定了。俸祿並不豐厚。日本學者估計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祿和農民的所得相當，僅夠維持基本生存。對於武士家庭來說最不利的，莫過於這些微薄的俸祿還要在所有繼承人之間分享，所以武士家族不得不限製他們的家庭規模。他們最大的痛處是，威望通常依托於財富和排場，因此，武士不得不一再強調一個信念：勤儉即最高美德。
武士和農、工、商三個階層之間橫著一條巨大的鴻溝。後三者是“普通百姓”，但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僅是裝飾，也是他們特權和地位的象征。在德川時代以前，武士一向有權對普通百姓使用佩刀，而德川家康隻不過是用法令的形式延續了這一古老習俗的生命。法令規定：“那些對武士無禮或者對上級不尊重的百姓，可以被就地處死。”德川家康並沒有打算在百姓和武士之間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關係，他的政策完全是基於嚴格的等級規定。百姓和武士這兩個階層都由大名領導並且直接聽命於大名。但他們本身處於不同的階梯上，而每個階梯從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法令、規則、管製和互惠原則。兩個階梯上的人們隔著不可逾越的距離。在某些情況下，這兩個分離的階層之間可能會被迫搭起橋梁，但這畢竟不是係統本身的一部分。
在德川時代，身為家臣的武士不僅會舞刀弄劍，還逐漸成為管理大名產業的管家和精通古典戲劇、茶道等和平藝術的專家。此外，他們還負責起草各種文書，並為大名的政治野心出謀劃策。兩百年的和平時期十分漫長，僅懂得舞刀弄劍顯然是不夠的。正如同繞過階層限製，自我發展出了一套追求儒雅、藝術和愉悅的生活方式的商人階層一樣，武士們盡管隨身佩刀，依然發展出了各種和平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