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民來說，盡管法律規定不能反抗武士，且在他們身上強加了沉重的貢米賦稅和其他限製，他們還是能得到一些保障。首先，農民擁有土地。擁有土地是威望的象征。在德川政權的統治時期禁止土地永久轉讓。這種法律保障的是個人耕作者，而不像歐洲封建主義的法律，保障的是封建領主。從表麵來看，農民可以永久地擁有他最為重視的土地，並且像今天他們的後代一樣勤勞且不遺餘力地耕作自己的稻田，但事實上，農民就像阿特拉斯一樣，養活著多達兩百萬人的上層寄生階級——包括將軍的幕府、大名的機構和領取俸祿的武士。他們要交實物稅，也就是支付給大名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同樣盛產水稻的泰國，傳統稅率是10%，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則達到40%。而實際稅率可能比這數字更高。在某些藩國，稅率高達80%，並且還要加上無酬勞的強製勞動和工作要求，占用了農民們的精力和時間。和武士一樣，農民的地位也是世襲的。在整個德川時代，日本的總人口基本保持不變。對一個經曆了漫長和平時期的亞洲國家來說，停滯的人口數字足以說明該政權執政的情況。政權對靠賦稅養活的武士和生產者都實行了斯巴達式的嚴厲限製，但上下級之間，還是相對依賴的。人們都清楚自己的義務、特權和地位，如果連這些基本的都被侵犯了，最貧窮的人也可能會反抗。
農民們如果身處極度貧窮中，不僅會向自己的領主，也會向將軍幕府抗議。在德川家族統治的兩個半世紀中，至少發生了一千起此類抗議事件。他們通常不是抗議“40%上繳給君主，60%留給耕作者”這類傳統重賦，而是抗議在這基礎上還額外征收的賦稅。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農民會大量聚在一起遊行抗議領主，但整個請願和裁決的過程都很有秩序。農民把希望修正苛政的請願書遞交給大名的內臣。當請願被阻攔了，或者大名對他們的抱怨置之不理時，他們會派代表去京城，把訴狀呈送給幕府的將軍。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農民保證請願書被成功投遞的唯一方式是，趁高官經過京城的街道時，把請願書塞進他的轎子裏。無論請願書是農民冒著什麼風險投遞出去的，將軍幕府收到後都會對它進行調查，而其中一半的裁決對農民有利。
盡管如此，幕府對農民請願的裁決結果卻可能違背法令和秩序的要求。農民的投訴可能很合理，英明的政府也應該尊重這些投訴，但是，代表農民抗議的首領已經逾越了嚴苛的等級製度。盡管裁決結局有利於農民，可他們的首領破壞了最基本的忠誠原則，而這是不被原諒的。因此無論這種做法多麼正義，首領都罪該去死。連農民自己也默認這是不可避免的結局。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是他們的英雄。人們成群結隊趕赴刑場，觀看他們的首領被投入油鍋、被斬首，或者被釘上木架，但圍觀的人群絕對不會暴動。這就是法令和秩序。他們會在事後為死者修一座神祠，尊為烈士，但依然認為死刑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等級製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簡而言之，德川幕府試圖鞏固每個藩國內部的等級結構，並使每個階層都依賴大名。大名居於各藩等級階梯的最高位置，有權對他的依賴者行使特權。將軍最大的行政任務是控製大名。將軍會采取各種手段防止大名們結盟。各藩的官員在邊境上嚴格監視著“出境的女人和入境的槍”，以防止大名偷偷把女人送走或者走私武器進來。若沒有將軍的許可，大名不能隨意聯姻，這樣便可避免由聯姻帶來的危險政治聯盟。藩國之間的貿易也受到阻撓，甚至彼此之間的橋梁都被堵死。將軍的密探總是向將軍彙報各個大名的財政情況。如果發現某個大名的金庫格外充盈，將軍會要求他承擔一些耗資巨大的公共職責，削減他的財力至平均水準。在所有規定中最著名的一條是，每年大名都必須在京城住上半年，就算他回到自己藩國的住所，也必須把妻子留在江戶（東京）作為將軍手上的人質。通過所有這些手段，將軍幕府便可以確保自己一直處於優勢，並且加強自己在等級製度中的統治地位。
當然，將軍並不是這一等級製度的最核心部分，因為他的權力來自天皇任命。天皇和他的宮廷世襲貴族（公卿）被迫隱居在京都，沒有實際權力。天皇的財政資源比那些勢力薄弱的大名還要少，宮廷舉辦的各種儀式也受到將軍規定的嚴格限製。但是，即使是最有權力的德川將軍，也不曾嚐試廢除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治。雙重統治在日本不是新鮮事。早在12世紀，一個大元帥（將軍）就曾以被剝奪了實權的天皇的名義實際統治了日本。在某幾百年中，職能的分化更為嚴重，以至於傀儡天皇把實權委托給世襲的世俗領袖，而這個領袖再委托其世襲的政治顧問來輪流行使權力。日本總是對原來的權力進行委托，再委托。哪怕在德川幕府絕望潰敗的末期，佩裏上將也沒有料到幕後還有天皇的存在。曾和日本在1858年談判第一個通商條約的美國首任駐日使節哈裏斯也是最終靠自己才發現還有一位天皇。
事實上，日本天皇的概念也存在於太平洋的許多島嶼中。他是神聖領袖，參不參與行政都可以。在某些太平洋島嶼中，他直接參與政治，而在另一些島嶼，他則把權力委托給其他人。但不管哪種情況，他本人都是神聖的。在新西蘭部落中，神聖領袖是那麼聖潔不可冒犯，以至於他需要別人喂食，甚至連喂他的勺子都不可以碰到他神聖的牙齒。他外出時必須由人抬著，因為任何被聖腳觸碰過的土地都會自動神聖化，成為他的財產。他的頭顱格外聖潔，任何人都不能觸碰。他直接和部落的諸神交流。在某些太平洋島嶼，如薩摩亞島和湯加島，神聖領袖不過世俗生活，而另一個世俗領袖則負責所有的行政職責。詹姆斯·威爾森曾在18世紀末前往位於東太平洋的湯加島，他寫道：它的統治方式“和日本最為相似，在那裏，神聖的陛下有點像是將軍的政治囚犯”。湯加島的神聖領袖不參與公共事務，但負責宗教儀式。他必須收到果園中采下的第一個水果，並舉行儀式，隨後人們才能吃這些水果。當神聖領袖去世時，訃告上會說：“天堂空了。”盡管不參與行政，他也會被葬入宏大的王室墳墓。
天皇，盡管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甚至“有點像是將軍的政治囚犯”，但根據日本人的定義，他處於等級製度中“恰當的地位”。天皇是否積極參與世俗事務並非衡量他地位的標準。在征夷大元帥統治的幾個世紀裏，日本人一直很珍視天皇在京都的宮廷。隻有在西方的觀點中，天皇的存在才是多餘的。日本人早已習慣了每個等級角色都有自己的嚴苛定義，他們對天皇自然持有和西方不同的觀點。
上至天皇，下至賤民，封建時期日本等級係統的種種明確規定，也在現代日本社會留下了痕跡。畢竟七十五年前封建統治才剛剛正式終結，許多強大的民族習慣不會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消失。盡管近代日本的目標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治家們依然在小心地做計劃以求維護這個等級係統。我們將會在下一章中討論這個問題。日本比其他任何主權國家，都更加適應一個“行為細節皆有規範，地位皆為指定”的世界。在法令和秩序都靠鐵腕維持的兩百年中，日本學會了把這種精心策劃的等級體係等同於安全、穩定。隻要他們待在已知的界限內並履行已知的義務，世界就不會出問題。這種體係既控製了盜賊土匪，也預防了大名之間的內戰。如果國民可以證明某人侵犯了他的權利，他便可以和被剝削的農民一樣尋求上級的裁決。這麼做雖然可能令個人身處危險，卻是被許可的行為。曆任德川將軍中最英明的那位甚至設置了一個“投訴箱”，任何國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議書投入箱中，而隻有將軍本人才有開箱鑰匙。在日本，任何未經規範許可的侵犯行為，一定會被糾正。人們信任規範，並且隻有當遵循規範時，才能確認自己的安全。人們通過堅守行為規範來展現自己的勇氣和正直，而非修改或者反抗規範。隻要在明示的範圍內，這就是一個已知的並且在他們看來很可靠的世界。這種規範並不是摩西十誡那樣抽象的道德準則，而是極為具體的規定，例如：在這種場合該如何行事，在那種場合又該如何行事；武士應該怎麼做，平民百姓又該怎麼做；長子怎麼做合適，次子又怎麼做合適。
盡管日本並沒有像其他經曆過鐵腕等級政權的民族那樣變得溫良恭順，但是重要的是，日本的每個階層都得到了某種保障。就連賤民階層也得到保障，不僅被允許從事特種行業，連自治組織也受到了政府認可。對每個階層的限製當然也很多，但這同時也帶來了安全和秩序。
日本的等級限製也具有諸如印度之類的民族所沒有的靈活性。日本的習俗提供了一些明確手段可以玩轉這個體係，同時又不用武力對抗公認的常規。人們有好幾種方式可以改變自己的等級地位。當高利貸主和商人在日本的貨幣經濟下順理成章地富有起來後，這些有錢人就用各種傳統的手段躋身上流階層。他們利用典押和出租的方式成為“地主”。農民的土地的確不可轉讓，但日本的佃租十分昂貴，因此把農民留在他們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圖的。高利貸者定居在某塊土地上，收取租金。在日本，這樣的土地“擁有權”既能為他們帶來聲望，也能帶來利益。或者他們的子女可以和武士階層通婚，他們也就進入上層階級。
另一種玩轉等級體係的傳統方式是領養。它提供了一個“購買”武士地位的方式。盡管德川幕府橫加限製，商人們依然越來越富。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家庭。在日本，人們很少會收養子，而更多的是為女兒招女婿。這樣的女婿被稱為“入贅女婿”，是嶽父的繼承人。他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名字從此會從自己的戶籍上刪除，並加入妻子的戶籍。不僅改姓自己妻子的姓，還會和嶽母生活在一起。代價很大意味著收益也很大。富有的商人後代現在成了武士，而貧窮的武士家庭得以和財富聯姻。沒有武力對抗，等級係統也繼續維持原樣，但有錢人通過玩轉係統得到了上層階級的地位。
因此，日本並沒有規定隻能在各階層內部通婚。那些階層之間的通婚安排是被許可的。其結果是富有的商人們逐漸滲入到較低的武士階層。這種情況加深了日本和西歐之間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歐洲，中產階級不斷崛起壯大，統治了現代工業時期，並以其壓力造成了歐洲封建主義的垮台，但日本卻沒有產生這麼強大的中產階級。商人和高利貸主通過正當的方式“購買”到了上層階級的地位。商人和低等武士階層結成了同盟。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當封建主義在日本和西歐都瀕臨瓦解時，較之歐洲大陸，日本卻容許階層之間有更自由的流動性。或許我們不必驚訝。貴族和中產階級之間沒有任何戰爭發生，這便是日本此舉成功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
人們很容易覺得沒有階級戰爭的原因是兩個階級的共同目標對雙方都有利，但是，在法國甚至是西歐，階級的共同目標也同樣對雙方有利。由於歐洲的階級分層非常嚴格，階級衝突最終導致法國貴族階層失去了一切。而在日本，不同的階級卻越來越靠近。推翻了腐朽將軍幕府的聯盟是由商人、金融階層和下等武士階層共同組成的。現代日本由此得以保留貴族製度。如果日本當初沒有容許階級之間更自由的流動性，日本現在的局麵就不會出現。
既然日本人如此喜歡和信賴他們那套嚴密周全的行為規範，那一定有他們的理由。這種規範保障了循規蹈矩者的安全。規範允許人們抗議任何非法的侵權行為。人們也可以玩轉規範，使之對自己有利。它要求各方履行相互的義務。當德川政權在19世紀前半葉垮台時，整個國家沒有一個團體主張廢除這些規範。日本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甚至連“1848年二月革命”也沒有發生。但是那個時代卻已窮途末路。從普通百姓到將軍，每個階層都欠了高利貸和商人的錢。寄生階層的人數和財政支出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已經無法靠生產階層養活。大名經濟拮據，支付不起武士家臣的俸祿，整個封建紐帶成了笑柄。他們企圖通過增加農民身上本已沉重的賦稅來維持經濟運轉。但是預征多年後的賦稅使農民貧困至極。將軍也已破產，沒有能力阻止形勢惡化。當1853年美國的佩裏上將率艦隊抵達時，日本國內經濟已經陷入極度困境。佩裏強行闖入日本之後，又於1858年和日本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當時的日本已經無力反對。
但是當時日本提出的口號是“一新”——回溯過去，重現榮光。這和革命是相反的，更談不上進步。和“尊王”同樣受歡迎的口號是“攘夷”。整個國家支持回到閉關鎖國的黃金時代。覺得此路行不通的少數領導人，因為極力反對而遭到暗殺。從當時來看，這個不喜歡革命的國家幾乎不可能在今後遵循西方的模式，更不可能在五十年後在西方的領地與西方各國競爭。但這一切發生了。日本用它自己的、完全非西方的力量，達到了一個權勢階層和一般輿論都未曾料到的目標。19世紀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從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來，他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因為當時的地平線上似乎沒有一丁點兒烏雲足以預示未來幾十年席卷日本的那場暴風雨。但無論如何，不可能的事還是發生了。被等級製度束縛的日本民眾急速轉向了一條新的道路，並且堅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