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的規則，完全就是強製性回報的規則；它們並非“十誡”那樣的、一係列的道德規則。當一個人受迫於義理，可能意味著他不得不否決自己的正義感。他們經常說：“因為義理，我不能夠堅持正義。”義理的規則和“愛鄰居像愛自己一樣”沒有關係。他們並不要求一個人發自內心地舉止仁慈。他們說，一個人必須履行義理，是因為“如果不這麼做，人們就會把他看作‘不懂義理的人’，從而讓他抬不起頭”。正是害怕非議，人們才不得不服從。事實上，“對社會的義理”在英語中常常被譯為“屈從公共輿論”，詞典也把“因為是對社會的義理，所以隻好接受”翻譯為“人們無法接受任何其他的做法”。
把履行義理和美國人的償還債務做比較，最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在美國那些財務交易中，任何人如果不能及時還清債務，就會被宣告破產——這是嚴厲的懲罰。而日本人認為，一個不能回報義理的人相當於人格破產了。對於受到的小恩惠，比如一封信、一件小禮物，或是一句對償還銀行貸款和利息的及時提醒，美國人不認為非回報不可。但日本人覺得，生活中的任何接觸，都可能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讓你背上義理，不得不還。這意味著，日本人要小心記錄自己本不放在心上的一言一行，因為它們都可令自己背負義理；也意味著每個人要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謹小慎微地生活。
有關義理的日本觀念和償還債務的美國觀念還有一個相似之處：回報義理時通常必須如數償還、等量回報。在這方麵，義務就很不一樣，因為無論你做多少，義務都是償還不清的，而義理則不是無限的。在美國人看來，有時候日本人的回報已經遠遠超出當年欠下的恩情了，但日本人不會這麼覺得。美國人認為日本人的禮物饋贈習慣也很奇怪：一年中有兩次，每個家庭會隆重地包裝一些禮物，作為對半年前收到的禮物的回贈；或者，一個女傭的家庭會年複一年捎禮物給主人家，以感謝雇用她的恩情。但其實，日本人忌諱回禮的價值大過收到的禮物。回贈昂貴的物品並不會讓自己受人尊敬。有一個關於禮物的不好聽的說法是，這個贈予者“用值錢的大魚回報了小魚蝦”。對於回報義理也一樣。
任何的交換，無論是勞力交換，還是商品交換，都會被記錄下來，妥善保存。在農村，有些記錄是由村長保管，有些則是由勞動組的成員保管，有些是家庭和個人的記錄。根據日本的習俗，參加葬禮的人會帶來“香典”。親戚也許還要帶來染色的布匹以製作送葬的幡。鄰居們也會過來幫忙，女人們在廚房裏忙活，男人們則挖墳、製棺。在須惠村，村長把這些事情都記錄在冊。對逝者的家人說這是一份很寶貴的記錄，因為它顯示出鄰居們都送了什麼禮，幫了什麼忙。他們可以從這份表單中知道自己欠了哪家哪戶多少禮，這樣當那戶人家有家人去世時，自己可以回報相應的贈禮。這是一種長期的禮尚往來。在農村的葬禮上，也有一些短期的交換，比如舉辦的喪宴。幫忙製作棺材的人會由主人提供吃喝，而他們會帶給主人一些大米，作為對一部分膳食的回報。這些大米也會被載入村長的記錄。在大部分喪宴中，賓客們還會帶來米酒，作為對聚會飲品的部分補償。無論這些場合是源於出生、死亡、插秧、蓋房還是社交聚會，所有交換的義理都會被詳細記錄下來，以便日後償還。
日本還有另一個關於義理的習俗，和西方償還債務的習俗相似。如果回報逾期拖延了，你的虧欠就會增加，就像利息一樣。埃克斯坦博士曾講述一個他和日本製造商打交道的故事。這個製造商資助他到日本搜集野口英世的傳記材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國後完成這本書，並最終把手稿寄到了日本。可他既沒有得到簽收確認，也沒有收到任何回信。他自然很擔心會不會是這本書中的某些內容冒犯了日本人，但是他的去信依然沒有得到回複。幾年以後，製造商終於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他當時已經身在美國，打完電話後立刻趕去博士家裏，並捎去了幾十株日本櫻花樹。這份禮物極為慷慨、奢侈。正因為這份回禮拖延了那麼久，所以它必須很豐厚。這個送禮者對埃克斯坦博士說：“您當時沒有想要我立刻回報吧？”
一個“被義理逼得走投無路”的人經常被迫償付那些會隨時間增長的債務。一個人可能會向一個小商人求助，隻因為他是那個商人少年時期的老師的侄子。由於這個學生在年輕時無法向老師回報義理，這債務便經年累月地累計，如今這個商人不得不“勉強”地提供幫助，“以免遭到世人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