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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候找不到線索也查不出問題，那不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想來當時霍爾主編建議瑪麗直接用路德本人的名字作為筆名，也有這層考慮在裏麵。畢竟“菲利普·路德”並不隻有作家一個身份，他還是一位偵探，作家好冒充，偵探就不那麼容易了。
因而瑪麗隻是笑了笑，接著看向另外一張報紙。
第二張報紙則真的是《泰晤士報》了。
幸好不是時事版麵，而是文學版麵，這叫瑪麗放下心來。
她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人名，正是上一次霍爾主編寄來的信件中，給主編本人親自寫信的那位記者。
如果瑪麗沒記錯，這位記者先生應該也是時事記者才對，竟然刊登了一篇文學評論，還是關於《連環殺手棋局》的評論。
光是看到評論題目，瑪麗就大概明白了這篇文章的走向了。在來信中這位記者先生就力挺瑪麗的創作，這次幹脆把自己的態度掛在了標題上——《多少人誤讀了菲利普·路德的創作動機》。
評論中他先是以記者特有的簡潔文體轉述了第三期連載的內容，特地點出了“連環殺手”一詞的意義，並且認為這在犯罪曆史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菲利普·路德沒有用惡魔概括所有的罪犯，”他寫道，“這是他招惹非議的一點，仿佛正麵描述罪案是一件多麼恐怖的惡行一樣。然而所有批評他的人都忘記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當你把鮮血淋漓的創口隱藏在肮髒的角落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了，相反地，它會因此潰爛，甚至滋生蛆蟲。如果一定要以此判以路德有罪，那他的罪過便是將這世間看的太過清楚，將一切現實看在眼裏，然後用自己的筆寫出來，逼著所有自欺欺人的體麵人也看個明白不可。”
瑪麗：“……”
#思#兔#在#線#閱#讀#
看到這兒，瑪麗大概也明白為什麼霍爾主編不給自己看第三期的連載反饋了。
福爾摩斯先生毫不掩飾地讚揚了“連環殺手”的定義，從簡單的隻言片語中預言了犯罪心理學在未來刑偵上的應用。而對於眼光沒有他那麼卓越超前的大眾來說，直接描寫案件全過程，特別是作案手法，確實有些過火。
畢竟《海濱雜誌》的銷量不錯，也並不刊登什麼恐怖哥特小說。想來愛德蒙·坎伯的殺人方式換來了不少評論家的抨擊吧。
“你們在小說中讀到的是有傷風化，而我讀到的卻是真實。我由衷希望坐在溫暖如春的壁爐邊、端著咖啡寫評論的老爺們，在冬季走出房間，看看寒冬時的工人們和其他窮人們是如何度日的，看看貧窮和缺少教育是如何讓一代又一代的貧民越發貧窮、越發走投無路。每一位被窮困和絕望扭曲了的靈魂背後隱藏著的都是煉獄般的現實。或許你們會說，惡魔就是惡魔，生在壁爐邊、生在漏風的房子裏沒有任何區別，我姑且不同你們辯解，但在惡魔誕生之後呢？”
即便瑪麗從未見過這位先生，也能從他字裏行間的語句中讀出憤慨來。
“我在追蹤罷工和工人運動時，見過不少警察斷案的模樣。被探長們阿諛奉承的老爺小姐恐怕不會明白戴著警徽的人是怎麼對待窮人的——但凡他們對待窮人的案件有平日一半的認真，也不至於讓凶手逍遙法外一年，而無人聽聞。”
其實這些問題，放在二十一世紀也存在著。
並且不僅僅是貧窮造成的問題，愛德蒙·坎伯的家庭算不上貧窮，但他的確並沒有得到正常正確的家庭教育。
如果有，瑪麗覺得他確實未必會成為凶手。並非所有的反社會都會走上作惡的道路，人之所以是人，除了共情和感性外，還有冷靜的理性。
愛德蒙·坎伯的案件放在二十一世紀有二十一世紀的獨特背景和成因，而經由瑪麗修改之後，放在維多利亞時期，也反映出了維多利亞其實真實存在的問題。
“你們沒有看到這些問題，沒關係，可總看到了作者的態度，”最終記者在最後評論道，“難道菲利普·路德可曾有表明過半分對凶手的認同或者憐憫嗎？”
瑪麗長舒口氣，放下了報紙。
霍爾主編饒有興趣地看著她：“感覺如何？”
“感覺……”
瑪麗哭笑不得：“這位記者先生是你請來的托吧？”
霍爾主編聞言愣了愣，而後大笑出聲。
“盡管在看到幾位文學評論家刊登的文章時，我確實想這麼做，”他笑意連連，“但我朋友的這篇文章確實同我無關，他追蹤工人運動的報道多年，見了無數人間真實的畫麵，因而對你的案件非常關注。”
工人運動啊……
英國的憲章運動已經結束很多年了，這個詞組聽起來離瑪麗是如此遙遠。但她並不會忘記倫敦貧民窟和米爾頓工廠裏工人們的生活狀態。
“既然如此，”她想了想，鄭重說道，“如果可以，主編，請你轉告這位記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