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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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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念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著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為人生的藝術不可。了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著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鍾似的聲音叱著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麵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隻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鍾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刻,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卻在心裏祈禱著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侄兒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兒侄女的歡笑的麵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XX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為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薦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誌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為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群獰猛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了一個皮包,為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了起來。我隻覺得眼睛前麵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群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夜半,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裏,我閉著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著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才曉得我仍睡在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著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了許多景致。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才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後一二點鍾饑餓得死去活來,方才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為饑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站起了身,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一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腳步跑響了。回轉頭來一看,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卻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著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鋪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裏,講了幾句閑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皺,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彎了一彎,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麵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鍾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飽滿,慢慢的——因為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著了那位XX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髒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愧得很,但心裏卻也喜歡得很。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