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AI情感朗讀功能。歡迎大家點擊體驗！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他就厭煩了自己世襲的貴族式的生活，那種名人薈萃的家庭沙龍，養尊處優的日子，受人追捧的交際場合。他開始在生活上努力平民化，與貧苦的人交往，這座故居外麵的涼亭便是他接待窮人的求訴與接濟窮人的地方。他想放棄貴族的生活。
他有罪惡感——錢的罪惡和富有的罪惡。這來自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原罪說，更來自知識分子的良知。他一直苦苦地思考著，不停歇地自我拷問著，卻得不到答案。十九世紀的世界處於“一戰”前夕，無論國際還是本土都在矛盾疊加的黑暗中看不到燈火，在民眾重重的苦難中邁不出步子來。他自己也是這樣。他說：
“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學問的人的生活已經使我厭惡，並且失去了任何意義。我明白了，從這方麵我無法找到生活的意義。”
他的精神苦悶與自責常常牽及他的家庭，他想讓他的家庭與貴族生活告別。這就使索菲亞——同他朝夕相處的妻子不能接受，認為他為整個世界擔心，卻不為自己的家人擔心。矛盾漸漸激化起來，索菲亞想到過自殺，他也曾幾次想離家出走。那些信奉他思想的托爾斯泰主義者愈是支持他，他愈是無法活在自己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裏。
1910年7月他決定出走，但由於與索菲亞短暫的和解而放棄了。
然而三個月後——1910年10月28日深夜，他在激烈的自我矛盾中起床，叫起小女兒亞曆山德拉為他收拾好行李，下樓喚醒醫生馬克維茨基送他一程，隨後走出這座房子，到茅草房上了馬車，在大風雪裏離開了生活了一輩子的波良納莊園。十天後，由於風寒患上了肺炎，病死在阿斯塔波沃車站。
他離別時這座故居裏的一切還都保留著：頭一天還在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還放在寫字台對麵的小圓桌上；還有他的房間、他出走那天從樓上走下來的小樓梯、醫生的住房……好像他昨天夜裏才從這裏離去。
然而看到這些就明白了托爾斯泰，明白了這座莊園對於托爾斯泰的意義。他說過：“如果沒有波良納莊園，叫我描繪俄羅斯和闡明我對它製度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在這裏，從出生到出走，他完成了不僅是一個偉大作家的全部巨著，而且是一個富於人類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靈曆程。
於是，我到林間，到了他那座被茨威格稱作世界最震撼的墓地——隻是一座再單純不過的草墳前拜謁。沒有墓碑，沒有任何人工的物件，隻有一個長方形的草丘，周圍放著人們天天獻上的鮮花。我沒有花，便把來時從果樹下撿到的一顆已經變紅了的蘋果擺上，默默致意之後，掐了一片青翠的細齒狀的小草，夾在本子裏，也生氣盈盈地夾在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