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說：“最難承受的是義理。”人們必須履行義理，這和他們必須履行義務一樣，隻不過義理是一係列與義務不同的責任。在英語中沒有和“義理”相對應的詞。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發現各式各樣奇怪的道德義務的種類，但義理是其中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獨有的。“忠”和“孝”在日本和中國文化中都存在，盡管日本人對這兩個觀念做了修改，但它們和其他東方國家所熟悉的道德指令依然很相似。義理既不是來自中國儒學，也不是來自東方佛學，它是一個日本獨有的類別。如果不考慮義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在談論動機、名譽或男男女女在日本遭遇的窘境時，都會不斷地提及義理。
對西方人來說，從報答舊恩到複仇，義理的表單上列出了一係列最為迥異混雜的義務（見第107—108頁圖表）。也難怪日本人從未嚐試向西方人解釋義理；他們自己的那些全日語詞典都幾乎不能定義它。我把其中一本詞典的釋義翻譯為：“正當的途徑；人們必須跟隨的道路；為免遭世人非議而隻好勉強去做的事。”一個西方人也許沒法領會其中的含義，但是“勉強”一詞就指出了義理和義務的不同之處。義務，無論它對個人提出了多麼苛刻的要求，至少代表了一係列他應當履行的責任，是他本來就虧欠了親密家人，以及代表國家、生活方式和愛國心的統治者的。每個人從一出生起，就和親密家人及統治者有了強有力的緊密聯係，因而是虧欠他們的。盡管人們可能在完成義務要求的某些行為時很“勉強”，但義務本身從來不會被定義為“勉強”。而“履行義理”則會引起難以名狀的不快。要在“義理的領域”裏當一個負債者是最難的。
義理有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別。我把一個稱為“對社會的義理”——字麵意思是“報答義理”——指對他人報恩的義務。我把另一個稱為“對名聲的義理”，指確保自己的名聲和聲譽不被他人玷汙的責任，有點像德國人捍衛的“榮譽”。“對社會的義理”可以被粗略描述為完成契約關係，與之相對，義務則是完成與生俱來的對親密家人的義務。因而義理包括背負起對親家的所有責任；而義務則是一個人對自己直係親屬的義務。日本人稱呼嶽父、公公為“義理父親”；嶽母、婆婆為“義理母親”。他們把姻兄弟、姻姐妹稱為“義理兄弟”和“義理姐妹”，這種叫法專門用於配偶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配偶。婚姻在日本當然是一種家庭之間的契約。人們終生都要對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約性責任，即“履行義理”。需要履行的最沉重的義理應當針對安排契約的那一代人，即，雙方父母。而重中之重的義理則是年輕妻子對婆婆的義理，因為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新娘要搬去生活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對嶽父嶽母的責任雖說有些不一樣，但也足夠令他害怕了。因為隻要嶽父嶽母有困難，他就不得不借錢給他們。此外，他還必須完成其他一係列契約責任。如一個日本人所說：“如果一個成年兒子為自己母親做一些事，那是因為他愛她，這就不可能是義理。當你的行為發自內心時，你就不是在履行義理。”有人謹慎周全地履行了他對嶽父嶽母的所有責任，但其實他隻是在盡一切努力避免遭到世人可怕的譴責——“這家夥不懂義理”。
“入贅女婿”的例子就生動且明確地反映了人們是如何感知“對親家的責任”的。入贅女婿是指“嫁”給妻子的男人。當一個家庭隻有女兒，沒有兒子，父母通常會為其中一個女兒招一個丈夫，以傳承家族的姓氏。入贅女婿的名字會從他自己家族的戶籍上刪除，改用嶽父的姓氏。他和妻子的家人同住，對嶽父、嶽母履行義理，在他死後也會和妻子的家人葬在同一塊墓地。總之，所有的習俗都嚴格遵照女人嫁入婆家的模式。為女兒“領養”一個丈夫，並不僅僅是因為自己沒有生兒子；通常，雙方家庭都希望能從這樁婚姻中受益。這些婚姻因而被稱為“政治聯姻”。女方的家庭可能很窮卻擁有社會地位，男方可能會用金錢回報自己階層的提高。或者，女孩的家庭可能很富有，有經濟能力為男孩提供教育；男孩作為回報，脫離自己原本的家庭。或者，女孩的父親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一個公司潛在合夥人。無論哪種情況，入贅女婿肩負的義理格外沉重——但這也是合理的，因為在日本，更換姓氏、加入其他家庭的戶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在封建時代的日本，一個入贅女婿為了向新家庭證明自己，在打仗時要站在嶽父的這一邊，哪怕這意味著殺死自己的父親。在近代日本，涉及入贅女婿的“政治聯姻”幾乎給年輕人套上了一副最沉重的枷鎖，把他和嶽父的生意或者家族財產綁在一起。特別是在明治時期，這種聯姻很多時候都是對雙方家庭都有利的。但是入贅女婿通常十分厭惡自己的身份。日本有句俗語：“若仍有三合餘糧（約0.47升），就絕不要入贅。”日本人認為，這種厭惡正是“因為義理”。如果美國人也有類似的入贅習俗，他們很可能會說，他厭惡是“因為這讓他感覺自己不像個男子漢大丈夫”，但日本人不會這麼說。義理本身就特別難履行，讓人很“勉強”，所以，“因為義理”就已足夠表達日本人對這種沉重關係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