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對付任性吵鬧孩子的辦法外，日本也有教授孩子必要的身體技能的傳統。他們十分強調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動作，孩子則亦步亦趨地模仿。在孩子兩歲以前，為了幫孩子擺出正確的坐姿，父親會向後彎曲孩子的雙腿，讓腳背貼著地板。由於坐姿訓練中必不可少的一項是“保持不動”，孩子不能挪動屁股或者改變姿勢。可孩子發現他們的身體經常會往後倒。於是父親說，學會坐姿的辦法是全身放鬆，並保持被動狀態。這種被動性就體現在由父親替他擺好雙腿位置。日本孩子要學習的身體姿勢不單單是坐姿，還有睡姿。日本女性不能讓人看見自己睡姿不雅，其嚴重性就像美國人不能讓人看見自己裸體一樣。在日本政府為了贏得外國好感而把裸浴列為陋習以前，日本人並不以裸浴為恥，但非常介意女性的睡姿。男孩睡覺時可以很隨意，但女孩睡覺時則必須學會雙腿伸直並攏。這是對男孩和對女孩差異訓練的早期規定之一。幾乎和日本的其他要求一樣，上層階級對睡姿的要求比下層階級更為嚴格。杉本夫人在談及撫養她的武士家庭時說：“自我記事起，晚上總是小心翼翼、安安靜靜地躺在我的小木枕上……武士的女兒被教導絕不能失去對心靈或身體的控製——甚至在睡眠中。男孩們可以大大咧咧舒展四肢，躺成一個‘大’字形；但女孩必須把身體彎曲成謙遜、高貴的‘き’字形，這代表了‘自製的精神’。”日本女性告訴我，晚上她們的母親或奶媽把她們放到床上睡覺時，會把她們的四肢擺放規矩。
教孩子練書法的日本傳統也一樣，都是由教師握住孩子的手，一筆一畫寫下字體。他們通過這種方法“讓孩子找到感覺”。在孩子還不會寫字，甚至不認識字以前，他們就學著體會筆端這種被控製的、有節奏的移動。在現代大眾教育中，這種教授方法較少被運用，但也依然存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把枕頭代替嬰兒綁在背上，都是通過移動孩子的雙手及糾正其身體姿勢來傳授的。
除了上層階級外，普通人家的孩子們在上學前就和鄰居街坊的孩子一起自由玩耍。在農村，孩子們不到三歲就結成了玩耍小團隊。在城鎮中，孩子們會穿梭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肆意嬉鬧。他們正處於一個有特權的年紀。他們在商鋪旁追打，聽一旁大人們的談話，或者玩跳房子和橡皮球遊戲。他們也聚集在鄉村神廟中玩耍，神廟的神靈會保佑他們的安全。在上學之前以及上學後的兩三年中，男孩女孩們會結伴玩耍。但是在此後，最親密的關係往往是在同性的孩子之間建立的，特別是年齡相仿的同性之間。這些同齡人之間的友誼會持續一輩子，比其他關係更為長久，在農村更是如此。在須惠村，當老人的“性欲逐漸消退，同齡人聚會便成了他們生活中剩下的真正樂趣。須惠村俗話說，‘同齡人比老婆還親近’”。
這些學齡前的小團體無拘無束。孩子們玩的許多遊戲在西方人看來都帶著不羞不臊的色情意味。從小就懂得性事，一方麵因為成年人在他們麵前談話很隨意，另一方麵也因為日本人家庭居住環境很擁擠。此外，母親們在陪孩子玩耍或給他們沐浴時，常常會喚起孩子尤其是男孩對自己生殖器的關注。日本人通常不會責備熱衷於玩性意味遊戲的孩子們，隻要他們注意場合和對象。日本人也不認為手淫是危險的。這些兒童小團體會毫無顧忌地互相揭短——對成年人，這種揭短便是侮辱——並且自吹自擂——對成年人，這樣說大話會引起深深的羞恥感。但日本人會和善地微笑著說：“孩子嘛，還不知道什麼是羞恥。”隨後又加上一句，“這也是他們如此幸福的原因。”這就是小孩和成年人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如果我們說一個成年人“不知道什麼是羞恥”，等於在說他品行不端正。
這個年紀的孩子經常會互相攀比各自的家庭和財產，並特別愛吹噓自己的父親。“我的爸爸比你爸爸厲害多了”“我爸爸比你爸爸聰明”都是很常聽到的話。他們甚至會為各自的父親大打出手。這種行為對美國人來說可能不算什麼，但在日本，它和孩子平時聽到的成年人之間的對話完全不同。每個成年人在談及自己的房子時都會謙虛地說“敝宅”，而在談及鄰居的房子時則會說“府上”；談及自己的家時會說“寒舍”，對鄰居的家則尊稱為“貴府”。日本人承認，從幼年結成小團體開始直到小學三年級（大約九歲）的整個童年時期，日本孩子總是非常個人主義及以自我為中心的。譬如，玩遊戲時會爭：“我來扮演君主，你做我的家臣。”“不，我才不要當仆人。我要當君主。”有時候還會誇耀自己，貶低他人。孩子們可以童言無忌，但隨著年齡增長，當他們發現自己不能總是得償所願後，便會保持安靜等待，不再急於誇耀了。
孩子對超自然神靈的態度也是在家中學到的。神官不“教”孩子這些。通常一個孩子對正式宗教的體驗，都是來自參加熱鬧的宗教節日，並和其他朝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潑灑驅邪水。有些孩子會被帶去參加佛教儀式，但通常也隻在節日的時候。對孩子來說，持續的和深層次的宗教體驗還是來自圍繞家中佛壇或神龕進行的家庭儀式。擺放著祖先靈位的佛壇前通常都供奉著鮮花、某種樹枝和香火。家人還會每天供奉食品。家中的長輩向祖先通報所有家庭活動，並天天跪拜。天黑後則會點亮小燈。日本人總是說他們不喜歡在外麵留宿，因為缺少這一套日常儀式，心底會覺得不踏實。神道神龕則是一個簡單的架子，供奉著從伊勢神宮得到的神符。其他各種供品也可以放在架子上。廚房裏還有一個積滿煙灰的灶神，門和牆上貼著很多護符。這些東西都可以提供庇護，保證家庭安全。鄉村的神廟也同樣是一個安全之地，因為有仁慈神靈的庇佑，所以母親們喜歡讓自己的孩子在神廟內玩耍。孩子們的經曆中從沒有什麼事會讓他懼怕神，或以行動去取悅公正、苛刻的神靈。神靈並不專製霸道，他們賜福人類，自然也應當受到人類的供奉和參拜。
通常要等到孩子上兩三年學後，日本人才會正式訓練孩子適應謹慎的日本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以前，他已經學會了控製自己的身體。每當他淘氣時，大人就會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已經體會過各種警告的威力，但同時被允許任性妄為，甚至到了可以對母親使用暴力的程度。到那時候，他的小小自我已經被培養起來了。他剛去上學時，一切並沒有什麼變化。一到三年級是男女共校，不管是男老師還是女老師都很寵愛孩子，把自己當作孩子們的朋友。但是，家庭和學校教育更側重於警告他們陷入“尷尬”境地的危險。孩子們年紀太小，還不知道什麼是“羞恥感”，但他們必須學會如何避免“尷尬”。譬如，在“狼來了”的故事中，男孩總是在沒有狼的時候喊著“狼！狼”以愚弄人們。如果你做了任何類似的事，人們就不會再相信你。這會令人尷尬。許多日本人說，當他們犯錯時，首先嘲笑他們的是同學，而不是老師或者父母。確實如此，長輩們在此刻的任務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漸把“嘲笑”一事和遵守“對社會的義理”的道德教育結合起來。到了六歲時，孩子們接受的教育則是前文中引用的忠犬報恩的故事，這些故事中傳達的義務逐漸變成一整套的約束。長輩們會告誡，如果你這麼做，如果你那麼做，世人都會嘲笑你。行為準則都是針對特殊情況，應勢而變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我們所謂的禮節。這些準則要求個人的意誌服從於不斷擴大的對鄰居、對家庭和對國家的責任。孩子必須約束自己，必須認識到他所虧欠的恩情。他逐漸處於負債者的地位。如果他打算償付恩情的話，就必須小心謹慎地行事。
這種地位的變化通過一種新的、嚴肅的方式來傳達給成長中的男孩。到了孩子八九歲的時候，家人可能會真正狠下心排斥、拒絕他。如果他的老師向家長報告他在學校不聽話並給他的操行打個差評，全家人可能都會因此批評他。如果他因為頑皮被斥責，全家人會聯合起來指責他“家庭的名聲全被敗壞了”。我認識的兩個日本人，在十歲前都曾被各自的父親逐出家門，也沒臉去找其他親戚收留。這一切隻因為他們在課堂上受到了老師的懲罰。於是，這兩人隻能住在戶外木屋裏，直到各自的母親發現他們並帶他們回家。讀小學高年級的男孩們有時候會被關在家裏“悔悟”，並專心寫日本人重視的日記。家庭把男孩視作他們在社會上的代言人，所以一旦男孩遭受指責，全家人都會責備他。他若違背了“對社會的義理”，便無法從家人和同齡人那裏獲得支持，他的同學也會因此唾棄他。他隻有道歉並發誓不再犯才可能被重新接納。
正如傑弗裏·格拉所說：“值得強調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以上這些訓練達到了一個不尋常的程度。在大多數社會中，如果大家庭或宗族團體的一員遭到其他集團的指責、攻擊，他所屬的團體會聯合起來袒護他。隻要能夠得到所在團體的支持，他就可以在有需要時或在被攻擊時安下心來，與外麵的世界對抗。但是在日本情況卻相反；隻有當其他團體都認同他時，他才能獲得自己團體的認同；如果外人不喜歡他或者指責他，他自己的團體也會轉而反對他並懲罰他，直到（或除非）外部團體收回對他的指責。在這種機製下，‘外麵世界’的認同在日本格外重要，這是在其他任何社會都無法相比的。”
在此年齡段以前，女孩所受的訓練和男孩沒有本質區別，隻是在細節上略有不同。盡管小男孩也可能會幫忙照顧嬰兒，女孩們卻總會受到比男孩更多的約束，同時承擔更多的家務。無論接收禮物還是家人的關懷，女孩們得到的總是比哥哥弟弟們少一點。她們也不會有男孩那種暴躁脾氣。但作為一個亞洲小女孩，她還是相當自由的。她可以穿鮮紅的衣服，可以和男孩一起在大街上玩耍，甚至和他們打架，且常常不服輸。作為一個孩子，她也“不知羞恥”。到了六至九歲時，她逐漸懂得對“社會”的責任，其程度和體驗與男孩差不多。到了九歲時，學校課堂分成了男班和女班，男孩們特別看重新結成的男性聯盟。他們開始排斥女孩，並且不願意讓其他人看見自己和女孩說話。母親們也會警告女孩，和男孩走太近是不合適的。據說這個年紀的女孩會變得鬱鬱寡歡、沉默內向，很難溝通。日本女性說“童年樂趣”就此結束了。女孩的童年期因被男孩圈子排擠而終結。此後的許多許多年內，女孩除了“自重更自重”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無論在她們訂婚時還是結婚後，關於自重的教誨會一直持續下去。
但是，即便男孩們在這個年紀已經懂得了“自重”和“對社會的義理”，他們還不能完全懂得日本成年男性的所有義務。日本人說：“從十歲開始，男孩開始學習‘對名聲的義理’。”他們的意思是，男孩應該明白：有德之人無法容忍侮辱。男孩們必須學會掌握規則，什麼時候可以向敵人直接複仇，什麼時候可以以間接的手段洗刷汙名。我不認為日本人的意思是男孩必須學習如何以暴力反擊侮辱。男孩在幼兒時期就常對母親暴力攻擊，並和同齡玩伴打架及互相詆毀、咒罵，等他們到了十歲時已沒必要學習如何變得有攻擊性。但是十幾歲的少年已經需要遵守“對名聲的義理”的準則，這些準則可以把他們自發的攻擊性改造成社會接受的形式，並教給他們對付侮辱的做法。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人常常會把攻擊性指向自身，而不是對他人使用暴力。即便尚在讀書的男學生也是如此。
大約15%的學生會在完成六年製小學教育後繼續學業，其中男性的比例更高。一旦這些男孩們需要麵對中學錄取考試的激烈競爭以及每科成績排名，他們便開始對自己“名聲的義理”負責了。這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為在小學和在家中，競爭是被極力淡化的，幾乎感受不到。這種突如其來的新經曆，使得競爭更為激烈和令人困擾。日本人對名次的競爭和在其他方麵的各種爭寵猜忌都是很常見的。但是在他們的傳記中較多提及的不是這種競爭，而是中學裏高年級學長欺負低年級學弟的習慣。學長會對學弟頤指氣使，並使盡手段捉弄他們，譬如讓他們做一些丟臉的蠢事。日本男孩們並不把這種捉弄視作樂趣，因而低年級學生極為憎恨這種惡習。一個被學長逼迫匍匐在地並完成卑賤差事的男孩會仇恨欺負他的人，並計劃複仇。當複仇計劃不得不推遲時，它便顯得格外吸引人。這是對他名聲的義理，而他也把複仇視作正義之舉。有時候，多年以後，他能夠動用家庭勢力解雇當年欺淩他的人，使之失業。有時候，他會鍛煉提高自己的柔術或劍術水平，在畢業後的某一天，在熙攘的街道上當眾打敗、羞辱對方。如果他不能使雙方扯平，會“總覺得有事未完成”，這也是日本人務必複仇的根本原因。
那些沒有繼續念中學的男孩，則可能會在軍隊訓練中得到相似的經曆。在和平時期，大約四個男孩就有一個會應征入伍，而二年兵對一年新兵的欺淩甚至比中學學長對學弟的欺負更為極端。軍中軍官對這種欺淩視而不見，甚至軍士也隻在特殊情況下才出手幹預。日本軍隊準則的第一條便是：向上級軍官求助是很丟臉的。所以士兵們隻能靠自己的鬥爭解決問題。軍官把欺淩當作使軍隊“強大”的方法，但他們自己不會參與其中。二年兵把他們一年前積累的仇恨又傳遞給新兵，為了證明自己“強大”，他們會創新設計各種侮辱手段。據說那些士兵在退伍時常常性格都變了，變成“真正黷武的民族主義者”。但這種變化並非因為他們被灌輸了任何集權主義政權理論或忠於天皇的思想，而是因為他們經曆了各種羞辱打壓。接受了日本家庭教育方式的年輕人自尊心特別強，很容易會在此類情形下變得野蠻。他們無法承受被人嘲笑。被他們理解為排斥的那些傷害會把他們也變成殘酷的施虐者。
近代日本中學和軍隊中的這種情況其實非常符合日本關於嘲笑和侮辱的習俗。日本人對嘲笑和侮辱的反應也不是在日本中學和軍隊中才第一次出現。顯而易見，“對名聲的義理”的傳統使得日本人比美國人更為介意和怨恨自己被捉弄一事。盡管每個受虐團體可以很快就把懲罰傳遞給一個新的受害團體，但這並不能避免前者中的少年一心想對自己的施虐者複仇。這一點也與日本的傳統模式一致。日本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會把仇恨轉嫁到替罪羊頭上。譬如在波蘭，新的學徒甚至一個年幼的稻田收割手都會被狠狠地捉弄，但他們泄恨的對象不是欺負自己的人，而是新來的學徒。當然，日本男孩也能從欺負新人中得到一些滿足，但他們最在意的還是直接複仇。當受辱者終於能夠和侮辱自己的人清算舊賬，他會“感覺很痛快”。
在戰後重建日本的過程中，那些心懷日本前途的領導人應當格外關注在成人學校和軍隊中捉弄新人的現象。他們應當強調學校的一體精神甚至“老校友關係”，以打破高低年級之間的隔閡。他們應當想辦法禁止軍隊中的捉弄。正如日本各級軍官都會做的，二年兵會堅持對新兵進行斯巴達式的嚴酷訓練，但這種訓練本身並不帶有侮辱性質。隻有捉弄行為才具侮辱性。從今以後在學校或軍隊中，若有年長者逼迫新人搖尾裝狗、模仿蟬鳴或在別人吃飯時倒立，便應當對其加以懲罰。這種改變可以重新教育日本，其有效性甚至遠勝於否定天皇的神性或把民族主義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
日本女性不用學習“對名聲的義理”的準則，也不會經曆日本男孩在中學和軍訓中經曆的那些痛苦，甚至沒有任何與其相似的體驗。她們的人生軌跡遠比哥哥弟弟們平穩。在最初的記憶中她就被訓練接受一個事實，即男孩們可以得到她所無法得到的優先權、關注和禮物。她所尊重的處世法則也不允許她太過張揚自信、堅持己見。盡管如此，在嬰兒和幼年時期，她和自己的哥哥弟弟們同樣享受著獨屬於幼兒的特權生活。她在幼年時可以穿鮮紅色的衣服，成年後雖不能再穿，但活到六十歲這第二個特權時期時，便又能穿回紅色。在家中她會和男孩們一樣，受到母親和奶奶的爭相寵愛。她的弟弟妹妹們都要求她和自己“最親”，就像爭奪其他家庭成員的偏愛一樣，他們會要求她和自己玩擊掌遊戲，以顯示她偏愛自己。而她經常會把奶奶贈予的恩惠分一些給兩歲的弟弟妹妹。日本人不喜歡獨自睡覺，孩子的小床在晚上時會緊挨著某個長輩的大床放置。證明“你和我最親”的方式就是把這兩人的床拉近，挨在一起。女孩雖然從九歲、十歲起便被排擠在男孩的遊戲團體之外，但她們可以在其他方麵得到補償。她們可以興奮地嚐試新發型。十四至十八歲之間的少女發型在日本是最精致考究的。到了這個年紀，她們也可以脫下過去的棉布衣服，換上絲綢衣服。家人也千方百計提供服飾，以使她們更具魅力。通過這些方式，女孩們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
女孩們常常直接承擔起各項約束對她們的要求，而不是依靠專製權威的父母強製。父母也會對女兒行使家長權力，但不是通過體罰的方式，而是通過平靜的、始終如一的期盼，希望女兒不要辜負各項要求。下文是一個此類訓練的極端例子。它很值得引用，因為它體現了對女孩那種不甚嚴格卻又特殊的撫養方式的特點，即非專製的壓力。
從六歲開始，稻垣鉞子就由一個博學的儒家學者教授漢文經典。
在整整兩小時的上課時間內，除了雙手和嘴唇外，老師的身體保持紋絲不動。我坐在他麵前的墊子上，也同樣保持正確的姿勢不變。有一次我卻動了一下。當時課正上到一半。因為某些原因，我有些靜不下心來，微微晃動了身體，讓彎曲的膝蓋稍微偏離了恰當的角度。一絲驚詫的陰影掠過老師的臉。他立刻合上書本，用徐緩而又嚴厲的口氣對我說：“小姐，顯然你今天的精神狀態不適合學習。你應該回房間去冥想。”我的小心髒幾乎因為羞恥而停止跳動。我沒有辦法，隻能謙卑地對著孔子畫像和老師鞠躬行禮，然後畢恭畢敬地退出房間。我緩緩走向父親，像往常上完課那樣向他報告。父親很吃驚，因為下課時間還沒到。他漫不經心地評論道：“你功課完成得可真快啊！”這句話簡直如同喪鍾聲。那一刻的記憶就像一道舊傷，至今仍隱隱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段文字中描述了她的祖母，並概括了日本家長態度最顯著的特點之一。
奶奶端莊優雅，期待家裏每個人都按照她的意思去做事；她不會責罵，也不會爭吵，但她的期盼，就如同絲綢一般柔軟而堅韌，把小家庭控製在她認為正確的道路上。
這種“如同絲綢一般柔軟而堅韌”的期盼能夠如此有效，原因之一在於，對每一門藝術和技巧的訓練都很明確。女孩們學到的是習慣，而不僅僅是規則。不管是使用筷子的正確姿勢，還是走進房間的恰當方式，或是今後會用到的茶道和按摩，這些動作都是在成年人手把手的教授下，一次又一次練習，直到熟能生巧為止。日本人不認為孩子到了需要某些習慣的年齡，“自然而然”就能養成那些習慣。杉本夫人在書中描述了在她十四歲定親後如何學習伺候丈夫用餐。那時候她還從沒見過自己未來的丈夫。丈夫生活在美國。她總在母親和祖母的眼皮底下一遍又一遍練習各種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