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獨自烹飪教友透露的鬆尾特別喜歡的菜肴。他的桌子就擺在我的桌子旁邊，我總是先給他上菜，等他吃了我才吃。我學會時刻觀察未來的丈夫是否吃得舒心。母親和奶奶總是假裝鬆尾在場似的教導我，我也總是很留意自己的服飾、舉止，就好像他真的就在這個房間裏。隨著訓練，我越來越尊重他，以及我作為妻子的這個角色。
男孩們也是通過實例和模仿來接受細致的習慣訓練，盡管家長對他們的訓練不像對女孩的訓練那麼高強度。當他學成以後，就再也沒有借口去打破習慣了。但是在青少年期過後會有個重要領域需要由他自己發揮主動性，也就是“求愛”。長輩從不會教他怎麼求愛。在日本家庭內部不允許任何公開表露的親昵行為，並且從九歲、十歲開始，沒有血緣關係的男孩和女孩就被隔離開來。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應該在男孩對性愛真正發生興趣以前就為他安排好婚事。因此，他們希望男孩在剛和女孩接觸時表現得“羞澀”。在農村，人們經常會拿這些令男孩“羞澀”的話題開玩笑，但男孩仍然試圖從中了解一些信息。在過去，甚至直到現在，某些偏僻村莊裏的許多女孩在結婚前就已懷孕。這樣的婚前經曆是“自由地帶”，和人生的正經大事沒有關係。父母在安排婚事時也不會提及這些經曆。但是如今，正如同須惠村的一個日本人對恩布裏博士所說：“甚至連一個女仆都受到了充分教育，知道她必須保持貞操。”對那些念中學的男孩，學校紀律也禁止他們和異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公共輿論都試圖防止婚前兩性之間的親密。在日本人的電影中，他們把那些和女孩在一起時無拘無束的年輕人斥為“壞人”；而“好人”則是那些在美國人看來，在漂亮女孩麵前粗暴無禮的人。一個青年若和女孩在一起時舉止輕浮，則意味著他習慣“拈花惹草”，或者已經找過藝妓或妓女。去藝館消遣是學習情愛之事的“最好”途徑，因為“藝妓會教你。男人去了可以隻是放鬆，並觀看她怎麼做”。他不必擔心自己顯得笨手笨腳，因為他不會指望和藝妓發生性關係。不過沒有太多日本男孩能負擔得起去藝館的消費。去不起藝館的人可以去咖啡館，看其他老練的男人怎麼和女孩交往，但這樣的觀察和他們在其他領域接受的訓練方式很不一樣。男孩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擔心自己在人際交往中顯得笨拙。在人生的一些新領域，他們必須在缺少有經驗的長輩指導的情況下自己摸索。性行為是這樣幾個新領域之一。當年輕夫婦結婚時，有地位的家庭會給他們提供一本“新娘手冊”和帶著詳細圖解的畫冊。如一個日本人所說：“這很像學習建造日本庭院，靠看書就能學會。你的父親不用教你怎麼建；這是當你年紀大一些後才學習的愛好。”日本人很有意思，他們把性愛和建造庭院相提並論為人們需要從書中學習的兩件事。但是大多數日本年輕人是從其他途徑學會性愛的。無論通過哪種途徑學習，他們都不會得到以往那種細密周全的成年人的指導。訓練方式的不同也向年輕人強調了日本人的信念，即，性愛無關乎人生正事；隻有對後者，長輩才會積極主導並煞費苦心地培養他的習慣。性愛是一個可以自學的領域，盡管年輕人在掌握的過程中總是擔心尷尬、惴惴不安。性愛和人生正事這兩個領域也有各自不同的規則。結婚以後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其他地方享受性愛，這樣做並不侵犯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婚姻的穩定。
他的妻子則沒有相同的特權。她的職責就是對丈夫忠誠。即使她受到了誘惑，也隻能偷偷摸摸進行。極少日本女性能有足夠私密的空間來維持一段婚外情。那些被認為緊張不安或者情緒不穩的女人，被說成是歇斯底裏。“女人最常遇到的麻煩不是來自社交生活，而是來自性生活。許多精神失常的例子和大多數歇斯底裏（緊張不安、情緒不穩）的例子都顯然源於性失調。無論一個女孩的丈夫能給她什麼質量的性愛，她都隻能接受。”須惠村的農民說，大多數女人的疾病“始自子宮”，隨後到達頭部。當丈夫去其他地方尋花問柳時，她也許會從自慰中尋求安慰，這是日本習俗所接受的。從農村到貴族家庭，女性一般都會秘藏一些自慰的傳統工具。此外，在日本農村，生育後的女性可以恣意談論性愛或者做出色情舉動。在生孩子以前，她不能開半句色情玩笑，但在生育後，特別是當她年紀越來越大以後，她可以在男女混合的聚會上滿嘴黃段子。為了娛樂眾人，她還會伴著淫穢小曲，前後猛甩臀部，毫無顧忌地跳色情舞蹈。“這類表演每次都會引來哄堂大笑。”須惠村也一樣。當村民都去村外迎接服役歸來的士兵時，女人會把自己打扮成男人，開著下流的玩笑，佯裝要強奸年輕的女孩。
因而，日本女人在性愛方麵可以享受某些自由。出身越卑微，享受的自由度越大。她們必須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遵守許多禁忌，但沒有一條禁忌要求她們裝作不懂生活常識。當她們滿足男人的欲望時，她們可以很淫蕩，也可以性冷淡。一旦到了成熟的年紀，她們就可以拋開禁忌。出身卑微的女性甚至可以和男人一樣下流粗俗。日本人對不同的年齡和場合，有不同的行為標準，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覺得人的性格一成不變，把女性簡單分為“貞女”和“蕩婦”。
男人也可以在某些時候很放縱，在某些時刻卻很克製。他們最大的滿足是和同性一起喝酒，有藝妓相伴就更美滿了。日本男性很享受喝到微醺的狀態，日本沒有任何規定要求他們慎對酒精。兩三杯酒下肚後，他們平時正襟危坐的姿態便鬆懈了，互相依偎對方，親密無間。他們喝醉後很少會使用暴力或具有攻擊性，盡管一些“很難相處的人”可能會發生爭執。日本人說，除了在喝酒這種“自由地帶”，日本男性永遠不應該有任何唐突之舉。評價某人在人生嚴肅大事中表現“唐突”，相當於在咒罵他，其嚴厲程度僅次於罵他“蠢人”。
所有西方人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矛盾之處，都可以通過他們的育兒方式去理解。獨特的育兒方式使得日本人的人生觀具有兩麵性，其中任何一麵都不容忽視。由於經曆過幼兒時期的特權和心理鬆懈，他們在今後嚴苛的生活中會始終保留對“不知羞恥”的快樂時光的記憶。他們不需要為未來規劃一個天堂，因為已經擁有過。他們的教義把童年描述為人性本善、眾神仁慈以及成為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種信念令他們很容易把道德觀建立在每個人都有“佛種”（每個人死後都會成佛）的極端解釋上。這個信念給予他們一定程度的自信，令他們常常願意去應對任何工作，哪怕這工作遠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這信念也令他們固執己見，甚至和自己的政府作對，並以死明誌。偶爾，這信念還會令他們狂妄自大。
六七歲以後，日本男孩就需要逐漸承擔起“謹慎處世”以及“知羞恥”的責任。這責任背後最為強大的約束力便是：如果做不到，整個家庭都會與之作對。這種壓力不同於普魯士紀律施加的壓力，它是不可逃脫的。在有特權的幼兒時期，對便溺習慣和姿勢的固執訓練，以及父母嘲笑孩子並威脅要遺棄他們，都為後來的發展打下基礎。這些早期的經曆令孩子準備好了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嘲笑、排擠。他必須克製童年時隨意表達的衝動，不是因為那些話充滿惡意，而是因為不得體。他從現在起將開始嚴肅的人生。當童年的特權被逐一否決後，他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成年期的滿足，但幼年的經曆從未真正消失。童年經驗塑造了他的人生哲學。他縱容“人情”，也和童年的經曆有關。他也會在整個成年期，在生活的“自由地帶”內，重新體驗幼年那種無拘無束。
日本兒童的早期和晚期有一點一直保持不變，即被同伴接納的重要性。這一點，而非絕對的道德標準，從小就深植在日本兒童的心中。在幼兒期，當他到了會提要求的年紀，母親會把他帶到自己的床上睡覺。他會數自己和兄弟姐妹們得到的糖果數目，以判斷自己在母親心中的地位。他很快會注意到誰不重視他，甚至會直接問姐姐：“你最喜歡的人難道不是我嗎？”在童年後期，他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滿足，這麼做將得到的獎賞是“世人”的認可和接受，不然將受到“世人”的嘲笑。這當然也是大多數文化在訓練孩子時會采用的約束，但在日本卻格外沉重。當父母開玩笑要拋棄他時，被“世人”拒絕的恐懼便被放大了。對他來說，生命中所經曆的排擠比暴力更可怕。他對嘲弄和拒絕格外敏感，甚至有時候隻在腦海中想象一下便夠受的了。這也是因為日本社會很少有隱私，“世人”會知道他做過的所有事，如果他們不認同就會拒絕他。這並不是妄想。特別是日本房子在建造時采用很薄的牆壁，隔音效果很差，大門白天還是敞開的，這令無法負擔外牆和庭院的家庭尤其沒有隱私。
日本人所使用的某些象征符號，有助於我們了解因育兒方式不連貫而造成的性格兩麵性。在育兒早期建立起來的性格之一便是“不知羞恥的自我”，日本人測試自己還保留多少童真，隻需要看看自己鏡子中的臉就行了。他們說，鏡子可以“照出永恒的純真”。它既不會培養虛榮心，也不會照出“幹涉中的自我”。它照出的是靈魂深處。一個人會在鏡子裏看到“不知羞恥的自我”。在鏡子中，自己的眼睛便是靈魂之“門”，這有助於他作為一個“不知羞恥的自我”去生活。他也從鏡子中看到了理想的父母形象。據說，人們因此總是隨身攜帶一麵鏡子，有些人甚至在家中的神龕上放置一麵特殊的鏡子，以靜觀其身，反省自己的靈魂。他“供奉自己”“敬拜自己”。雖然這不太常見，但也並不誇張，因為日本所有家庭的神道神龕上本來就擺放鏡子作為聖物。在戰爭期間，輿論曾極力稱讚一個班級的女學生，因為她們集資購買了一麵鏡子。日本人不認為這是虛榮，而視之為安撫靈魂的手段。日本人正是通過照鏡子這種外在觀察，證實自己精神的高尚。
在“觀察中的自我”被灌輸給孩子們以前，日本人就對鏡子有了特殊的感情。他們不會在鏡子中看見“觀察中的自我”。鏡子中的自我就像童年時期一樣生來善良，無須“羞恥感”的引導。鏡子的象征意義也成為日本人自我約束以求“嫻熟”的基礎。他們試圖通過堅持不懈的自我訓練，來消除“觀察中的自我”，回到童年的率真。
盡管具有特權的童年早期對日本人造成了各種影響，但他們並不認為後期以羞恥心為道德基礎的約束就純粹是剝奪權利。如我們前文所述，他們經常挑戰基督教中“自我犧牲”的觀念。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犧牲。甚至自殺這類極端的例子，在他們看來也不屬於自我犧牲的範疇，而是把它說成是為了盡忠、盡孝或義理“甘願”去死，以達到自己渴望的目標。不然死了也不過是“犬死”，毫無價值。日語中的“犬死”沒有英語中死於落魄的意思。英語把一些遠不如自殺極端的行為也稱為“自我犧牲”，但在日語中它們隻屬於“自尊”的範疇。自尊總是意味著要約束自己。約束和自尊同等重要。偉大的事業隻有通過自我約束才能實現。美國人強調自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生活經曆不同的日本人卻不這麼認為。日本人的道德準則公認的第一信念是：隻有通過自我約束，才能使自己更具價值。除此以外，他們還能怎麼控製那個充滿衝動、擾亂正常生活的危險的自我呢？
有個日本人說道：“漆坯上塗的漆經過一年又一年變得越來越厚，完工後的漆器也就越來越珍貴。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他們說，‘剝掉俄國人的皮，你會發現一個韃靼人’。有人也可能這麼說日本人，‘剝掉日本人的皮，剝掉那層漆，你會發現一個海盜’。但不應忘記的是日本外層的漆很珍貴，是漆成就了手工藝品。漆不是贗品，也不是用來掩蓋瑕疵的劣質塗料。至少和它所裝飾的坯質同等珍貴。”
西方人很容易注意到日本男性行為中的矛盾性，這是日本育兒方式的不連貫性造成的。無論經曆了多少道“上漆”，他們意識中總是有著童年的深刻烙印：他們在自己的小家庭裏宛如神仙，攻擊性被縱容，欲望被滿足。正因為這種深植於心的雙重性，日本成年人可以在對浪漫愛情的沉溺和對家庭義務的絕對服從之間自由切換，一方麵履行無比極端的義務，一方麵又沉溺於享受和安逸。不斷強調謹慎的訓練使他們行動懦弱，但同時他們又勇敢得近乎魯莽。他們可以在等級森嚴的情況下表現得特別順從，但又不輕易接受上級的控製。他們可以彬彬有禮，但同時又高傲自大。他們可以接受軍中嚴苛的紀律，但又叛逆不服。他們可以極端保守，但又被新方式吸引，這一點在他們不斷吸取中國習俗和西方知識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日本人性格中的雙重性製造了緊張，對此不同的日本人反應不同。但無論哪一種反應，都在解決同一個基本問題，即協調童年早期所體驗到的衝動及包容，與後來生活中保障安全的束縛之間的矛盾。許多人難以處理好這個矛盾。有些人像道學家一樣竭盡全力控製自己的生活，生恐人生中發生任何衝動失控的事件。由於這種自發性衝動不是幻想，而是曾經體驗到的東西，他們的恐懼便更為嚴重。他們保持淡漠超然的模樣，嚴格遵守自己設定的規則，把自己當作能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則更為分裂。他們害怕自己靈魂中鬱積的攻擊性，故意表現得木然以加以掩飾。他們的思緒沉溺於日常瑣事，隻為了暫時忘卻真實的感受。他們機械地執行紀律嚴明的日常活動，盡管這些活動根本沒有意義。受童年早期影響更大的那些人在成年後對社會的種種要求更為緊張。他們試圖更加依賴他人，但這對於成年人顯然不適宜。他們覺得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不敬，因而每一次努力都會令他們極為焦慮。那些無法靠生搬硬套來對付的突發情況總會把他們嚇壞了。
當日本人對被排斥和被非議太過擔憂的時候，就可能麵臨以上這些典型的危險。當他們沒有過度壓力的時候，他們既可以享受生活，又可以保留成長過程中培養的小心謹慎，避免激怒他人。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功。童年早期給予了他們自信，他們尚不具備罪惡感的意識。後期的束縛則是以團結一致的名義，義務也是相互的。盡管在某些問題上，總會有其他人幹涉他們的意願，但也總有一些“自由地帶”可以讓情感衝動得到滿足。日本人以享受自然情趣而聞名，比如賞櫻、賞月、賞菊、觀新雪、在家中掛蟲籠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這些都不像一個深懷擔憂和攻擊性的民族會從事的活動。他們在享受這一切時也並不會帶著陰鬱消沉的情緒。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前的快樂時光中，日本農村和其他現代民族一樣，閑暇時樂觀快活，工作時勤勞奮勉。
但是日本人不斷向自己提出更多要求。為了避免被世人排斥和非議，他們必須放棄剛剛懂得享受的個人樂趣，並為了人生正事壓抑這些情感衝動。少數人未遵守這種模式，他們因此冒著失去自尊的危險。自尊自重者的生活準繩不是“揚善避惡”，而是做一個“符合期望”的人，為世人的“期待”放棄個人需求，避免“令世人驚詫”。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才是“知羞恥”且無比謹慎的善良之人，會為家庭、家鄉和國家帶來榮耀。由於背負著期待，日本人變得非常容易緊張。一方麵這種緊張令日本實現了成為東方領袖和世界強國的遠大誌向，另一方麵也為個人帶來了巨大壓力。日本人高度謹慎，既擔心失敗，也擔心自己做出了巨大犧牲依然被人小瞧。他們時而會被激怒，富有攻擊性，但並非像美國人那樣是因為原則或自由受到了挑戰，而是因為受到了侮辱或詆毀。屆時他們那個危險的自我會爆發，如果條件允許會向侮辱者複仇，否則就隻能衝著自己發泄。
日本人已經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們放棄了美國人視如空氣般必需的自由。我們必須切記，戰敗後的日本人現在全心指望民主。如果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簡單而率真地行動，他們會多麼陶醉呢。杉本夫人在描述一片可隨意種植的花圃時，出色地傳達了這種陶醉的心情。在她學習英語的東京教會學校，老師給了每個女學生一塊花圃和任意她想要的種子。
“這塊可隨意種植的花圃給予我關於個人權利的全新感受……人們心中竟可以擁有這樣一種幸福感，令我驚訝……我，隻要沒有違背傳統，沒有玷汙家庭的名聲，沒有令父母、老師、老鄉失望，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當其他女孩都種鮮花的時候，她選擇了種土豆。
“沒人會知道，這個荒謬的舉動竟給了我一種莽撞的自由感覺……自由的精神來叩響我的心扉了。”
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我家的庭院中，有一處本應當保持野趣……但總有人忙著修剪鬆樹、修整樹籬。每天清晨老大爺都會清掃石階。他會把鬆樹下麵清掃幹淨，然後再把從樹林裏采到的新鮮鬆針細心地撒在上麵。”
對杉本夫人而言，這種偽裝的野趣象征著她被訓練的偽裝的自由意誌。幾乎整個日本都充滿了這種偽裝。日本庭院中的那些淺埋的巨石其實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從別處運來的，並被擱在鋪滿小石塊的平台上。巨石的擺放是根據它和泉水、屋宅、矮叢、樹林的關係，經過了細心的規劃。菊花都是盆栽的，用於參加每年日本都要舉辦的花展。每一片花瓣都由栽培者擺弄出完美的形態，並由一個插入花中的隱形金屬細圈支撐和加以固定。
當杉本夫人有機會摘掉身上的金屬細圈時，她感到醉心的快樂和率真，就如同一株每個花瓣都受人擺弄的盆栽菊花，一旦回歸自然，就會感受到純粹的喜悅。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中間，不符合世人期待的舉止以及對“羞恥感”約束力的質疑，可能會打破他們原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麵下，他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約束力。任何改變都需要付出代價。建立新觀念和新品德不是一件易事。西方人既不應當認為日本人會立刻接受並全盤吸收新觀念，也不必悲觀地認為日本最終都無法形成更自由、寬容的倫理觀。在美國生活的“二世”已經不懂也不遵循日本那一套道德準則，他們的身世中沒有東西令他們堅守父輩的傳統。所以在新時代中，身處日本的日本人也同樣可以開啟一種無須個人束縛的新生活方式。菊花即便脫離了金屬細圈和人工擺弄，一樣可以美麗綻放。
在向更大的心理自由度轉變的過程中，日本人的某些傳統品德可以幫助他們平穩過渡。其中之一便是自我負責。日本人把身體比作刀，“自我負責”即對“身體的鏽跡”負責。正如同佩刀者有責任保持刀的閃光鋥亮一樣，每個人也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他必須承認自己的軟弱、猶豫和無能，並接受由此帶來的一切理所當然的後果。在日本，對“自我負責”的闡釋遠比在自由的美國嚴格得多。刀不再象征攻擊性，而是代表了一個敢於自我負責的理想的人。在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中，“自我負責”是可以起平衡作用的最有效品德。日本的育兒方式及行為哲學已經使“自我負責”作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今天日本人也提倡西方意義中的“放下刀”，追求和平。但在日本意義中，他們依然關心如何使易生鏽的內心之刀遠離鏽跡。在他們的品德術語中，刀是一種可以在更自由、更和平的世界中延續下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