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後，美國人參與了日本政府的管理工作——他們完全有理由對此感到自豪。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三方聯合製定了美國在這方麵的政策，並於1945年8月29日通過電台發布，最終由麥克阿瑟將軍巧妙地付諸實踐。但美國人自豪的理由常常被美國報刊及電台中的黨派吹捧和攻擊所掩蓋。即使是足夠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不確信目前的政策是否明智可取。
日本投降時期的一個重大問題還是占領的性質問題。勝利方是應該繼續保留利用現有的政府乃至天皇呢，還是應該廢棄它們？是否應該讓美國軍政府的管理滲透到縣鄉一級？意大利和德國采用的模式是在當地設立盟軍軍政府總部並作為戰鬥力量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事務掌控在盟軍行政官員手中。當日本投降的時候，太平洋地區的盟軍軍政府官員以為在日本也會采用同樣的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將被允許保留多少對本國事務的責任。《波茲坦公告》上隻是說：“日本領土上由盟軍指定的點都應該被占領，以確保完成我們在此提出的基本目標。”並且必須永遠消除“那些欺騙和誤導日本國民並使之發動世界侵略戰爭的勢力”。
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聯合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的指令，體現了對以上事務的重要決定，即日本人將對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負責。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也完全支持這個決定。“最高司令官將會通過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政府機構和機關行使權力，直至能夠滿意地推進美國的目標。而日本政府將會被允許在麥克阿瑟將軍的指導下，在內政事務上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管理方式與德國和意大利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樣。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僅僅是一個利用日本從上到下各級官僚的組織。它直接向日本帝國政府傳達信息，而不是向日本國民。它的職責是替日本政府指明努力的目標。如果某個日本內閣大臣覺得這目標不可能達到可以提交辭呈，但如果他的反對有道理，也可以讓指令得以修正。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措。從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政策的好處足夠明顯。正如同希爾德林將軍在那時說的：“利用國民政府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政府為我們所用，我們將不得不直接操縱這台管理七千萬人口國家所需的複雜機器。這些人在語言、習俗和觀念上都與我們不同。通過清理日本政府機構並把它當作工具加以利用，我們節約了自己的時間、人力和資源。換言之，我們要求日本人收拾自己的家，同時會提出明確要求。”
在華盛頓製定政策的期間，依然有許多美國人擔憂日本人會陰沉消極和不友善。一個伺機複仇的國家可能會破壞一切和平計劃。事實證明這些擔憂是多餘的。其原因不在於關於戰敗國、政治或經濟的普遍真理，而在於日本獨特的文化。很可能，這個善意的政策在其他任何民族那裏，都不會取得像在日本一樣的成功。在日本人看來，戰敗固然殘酷，但這個政策促使日本實行新的國策，使他們不感到那麼羞恥。他們如此順從地接受這個政策，恰恰因為受文化製約的特殊國民性格。
在美國，人們不斷爭論采取的和平條約到底應該是嚴厲的還是寬厚的。但真正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嚴厲還是寬厚，而在於把握好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的分寸，以打破傳統的、危險的攻擊性模式，設定新的目標。最終選擇哪種方式取決於國民性格，以及該國的傳統社會秩序。譬如說，正因為普魯士的專製主義已經在家庭和日常市民生活中根深蒂固，某種和平條約對於德國便是必不可少的。對德國采取的明智和平的指令自然也和對日本的不同。德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不認為自己對世界和曆史虧欠恩情。他們奮鬥不是為了償還不可估量的債務，而是為了避免淪為受害者。父親是一個專製的形象，和其他地位高的人一樣，如那句俗語所說，由他來“強迫別人尊重他”。如果不能得到尊重，他會感覺受到威脅。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都會在青春期反抗專製的父親，在成年後，又會向父母所過的那種單調乏味的生活妥協。德國人的人生最高峰就是狂飆突進的叛逆青春期那幾年。
但日本文化的問題不是極端的專製主義。日本父親尊重年幼的孩子，這在幾乎所有的西方觀察家看來都稱得上出類拔萃。正因為日本孩子習慣了和父親之間真正平等的情誼並公開以父親為傲為榮，父親隻要簡單改變一下語氣，就能令孩子按照囑咐行事。但父親不會對年幼的孩子嚴厲，日本的孩子也不會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權威。相反，青春期的日本孩子們在世人評判的目光下，成為自己家庭富有責任感和順從的代言人。如日本人所說，他們顯示出對父親的尊重，是“為了練習”或“為了訓練”。意思是，作為受尊重的對象，父親成了一個超人格的符號，象征了等級製度和恰如其分的生活方式。
父親在孩子最初的經曆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整個日本社會的模式，即位居等級製上層且受到最高級別尊重的人，並不行使專製權力。位於等級製頂端的官員們通常並不掌握實權。上至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藏的勢力在幕後發揮作用。在20世紀30年代，青龍會式的超民族主義組織之一的領導人，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的記者說過一段話，可謂對日本社會最精確的描述之一。他說：“日本社會是一個三角形，由一個角上的大頭針固定。”換句話說，三角形躺在桌上，所有人可以看見，但大頭針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候偏向右邊，有時候偏向左邊，都是以一個隱蔽的支點為中心，左右搖擺。如西方人經常說的，一切不過是“鏡中迷惑人的幻象”。日本社會盡一切努力把專製權威藏在幕後，令一切舉動看似在對象征性地位示忠，而這個象征性地位通常都是和實權疏離的。日本人一旦發現了剝掉麵具後的權力根源，就會把這根源視作剝削者，配不上整個係統。這和他們對放高利貸者及暴發戶的看法如出一轍。
正因為日本人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所以無須成為革命者便可以反抗剝削和不公。他們並不希望破壞社會的基本結構。日本人可以在不攻擊整個係統的前提下開始實行最徹底的改革，正如明治維新時期做的那樣。他們稱之為“複古”，即“退回”到過去。但他們從來都不是革命者。西方作家有的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發生意識形態領域的群眾運動；有的則誇大戰爭期間的地下運動，希望從中找到可以帶領日本投降的領袖；有的自日本投降後就一直預言激進政策會在日本民調中勝出——但是他們全都嚴重錯估了形勢。他們所做的一係列預言都是錯的。保守派首相幣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演講更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新日本的政府有一個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形式……在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天皇都是把他的意願作為國民的意願。這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而我講的民主政府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他用這種措辭來表達民主，對美國讀者來說似乎毫無意義。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複古之說的基礎，比起西方的意識形態基礎，將更有利於日本擴大公民的自由領域，提高國民福利。
當然，日本也會試驗西方的民主政治體製。但是西方的製度在日本不見得就能像其在美國一樣，成為改善世界的可靠工具。普選以及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固然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製造了同樣多的問題。當這些問題愈演愈烈時，日本人就會修正美國人賴以實現民主的這些方法，到那時美國人就會激動地聲稱這場戰爭白打了。他們總是相信自己的道路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漫長過程中，至多不過起輔助性作用。自從19世紀90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過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小泉八雲所描述的一些老問題今後還可能重現：
在那些激烈的競選中確實不含任何個人仇恨，而此類仇恨曾令很多日本人失去生命；在令人震驚的充滿暴力的議會辯論中，也很少見到針對個人的敵意。政治鬥爭並不是個人之爭，而是藩閥利益之爭，或者黨派利益之爭。而每個藩閥或者黨派的忠誠追隨者，都把這種新的政治理解為一種戰爭的新形式——為了領袖而打的效忠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