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策也允許日本人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的聯合指令上詳細說明：“對於以民主為基礎組織起來的勞力、工業和農業團體，應當給予鼓勵和提供便利。”日本勞工在許多行業中都組織起來了。活躍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傳統農民組織又重新顯示其力量。對許多日本人來說，現在他們改善生活的積極主動性證明了，日本人也從戰爭中有所收獲。一名美國記者曾描述道，一個東京的罷工者抬頭看著美國大兵，興高采烈地說：“日本贏了，不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在許多方麵類似於過去的農民起義，而過去農民的訴求總是和他們背負的、妨礙了正常生產的沉重賦稅和無償勞動有關。但日本的罷工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也並不試圖變革係統本身。今天，整個日本的罷工都不會令生產減速。他們最喜歡的罷工形式是：工人“占領工廠，繼續工作，通過增產讓管理層丟臉。三井持有的一家煤礦，罷工者把所有管理層阻攔在礦井外，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在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期間也增加了產量，並把自己的工資翻了一番”。
當然，無論推行的政策顯示出多麼明智的判斷力，對任何戰敗國的管理都不是一件易事。在日本，糧食、住所和經濟轉型等問題都不可避免地變得十分尖銳。但是如果對日管理不利用日本政府部門，這些問題則可能更為尖銳。美國當局在戰爭結束前特別擔憂日本士兵的複員問題，如果沒有保留日本官員，這一問題的威脅性肯定會更大，盡管現在也不容易解決。日本人很清楚其中的難度，上個秋季的報紙都曾充滿感情地談道，對於那些吃了那麼多苦的士兵來說戰敗多麼令人痛苦啊。但是報紙懇請他們不要讓感情幹擾“判斷力”。被遣返本國的士兵通常都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判斷力”，但失業和戰敗也令一些人投身到以民族主義為目標的舊式秘密結社中。他們很容易憎恨自己現在的處境，因為日本不再賦予他們過去的特權地位。過去，受傷的士兵穿一身白色，街上行人紛紛向他鞠躬致禮。哪怕在和平時期，村民們也會為入伍的新兵舉辦歡送會，為退伍的老兵舉辦歡迎接風會。聚會上備有酒水茶點，村民盛裝舞蹈，士兵坐在受尊敬的主座上。但現在，複員士兵得不到這樣的關注了。隻有家人會安置他們，僅此而已。在許多城市和鄉鎮，他們甚至受到了冷落和疏遠。一旦了解了日本士兵對這種變化的痛苦心情，就不難理解他們會多麼滿足於和老戰友相聚、緬懷過去日本將榮耀托付於軍人的時光了。有一些老戰友也會告訴他：“那些已經在爪哇、山西和滿洲與盟軍作戰的士兵是多麼幸運啊。為什麼要絕望呢？你也會再度作戰的。”民族主義秘密結社在日本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組織；它們為日本民族“洗刷汙名”。那些隻要有仇未報就感到“世界失衡”的人一向都是秘密結社的潛在成員。這些團體（如黑龍會和玄洋社）所提倡的暴力，是日本道德觀允許的為了“對名聲的義理”而采取的暴力。日本政府如果想要消除這種暴力，必須在今後的若幹年中繼續努力淡化“對名聲的義理”，並強調義務。
僅僅要求正確的“判斷力”是不夠的，對日管理還需要重建日本經濟，以令那些二三十歲的日本人擁有生計，並“各就其位”。農民的生活必須改善。每當經濟蕭條時，日本人就會回到過去的農村。但許多小農場債務纏身，不少地方還要交佃租，無法養活那麼多人口。工業也必須發展起來。由於日本人強烈反對由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繼承遺產，因而後者隻能到城市中去尋求財富。
毫無疑問，擺在日本人麵前的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但如果國家預算在重整軍備上節省了財力，他們就有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十年中，日本把一半的國家財政收入花費在維持軍備和軍事力量上。像這樣的國家，隻要摒棄此類財政開支，並逐漸減輕農民的賦稅，就有可能為健康的經濟打下基礎。如前文所述，日本人對農業產出的分配是60%歸耕種者，40%交納賦稅和佃租。這與同是水稻國的緬甸、泰國形成強烈對比，在後兩個國家中，留給耕種者的傳統比例都達到了90%。而正是農民身上沉重的賦稅，使日本政府有可能負擔得起龐大的軍費。
在下一個十年中，任何不擴充軍備的歐洲或亞洲國家都將比那些搞軍備擴張的國家更具有潛在優勢，因為前者的財富可用於建設健康、繁榮的經濟。美國人很少會在對亞洲和歐洲的政策中考慮到這一點，因為美國人知道他們的國家不會因為昂貴的國防項目而陷入貧困。美國沒有被戰爭摧毀過。美國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並且工業產能過剩。美國具有完善的用於大規模生產的機械設備，如果不開啟軍備、奢侈品或福利和研究設施的大項目，大量人口會失業。他們對可盈利的資本投資需求十分緊迫。但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情況又不一樣了，甚至在西歐也很不同。盡管背負了巨額的戰爭賠款，一個不允許在今後十年內重新武裝的德國將會為健康、繁榮的經濟打下基礎，這對於將擴充軍備的法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日本對中國也具有相似的優勢。軍事化是中國目前的目標，而它的雄心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日本的財政預算中如果不包含軍事化目標，它將為今後許多年的繁榮提供支持，並讓自己成為東方貿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礎上，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這樣一個和平的日本可以在世界各國中贏得受尊重的地位，而美國如果能繼續利用其影響力支持這個項目的話，也會對日本很有幫助。
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做到的一件事是，通過命令的方式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這在任何被統治的國家中都從來沒有奏效過。沒有外來者可以強迫一個有自己習俗和觀點的民族按照外來的方式去生活。不能以寫入憲法的方式強迫日本人接受被選舉者的權威，不能強迫他們忽略等級製中設定的“各就其位”，也不能強迫日本人效仿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自由輕鬆的人際交往、對獨立的迫切要求，以及對自主選擇伴侶、工作、住所和履行義務的熱忱。但是日本人自己相當明確哪些方向是有必要改變的。自從投降後，他們的公眾人物便說，日本必須鼓勵本國的男性和女性都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相信自己的良知。盡管他們沒明說，但許多日本人都把他們的話理解為在質疑“恥”在日本的角色，以及希望同胞擁有更大的自由，即追求不懼被“世人”非議和排斥的自由。
無論日本人多麼心甘情願去承受社會壓力，這種壓力對於個人來說還是太苛刻了。社會壓力要求他隱藏個人的感情，放棄個人的欲望，作為家庭、組織和國家的代言人站出來承擔責任。日本人表明了，他們可以承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要求的一切自我約束，但壓在他們身上的分量實在太沉重了。他們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度壓抑。日本人不敢去冒險過一種心理代價較小的生活，但最終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了一條需要不斷付出代價的漫長道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後，他們變得自以為是，並看不起那些道德觀沒那麼苛刻的民族。
日本人通過承認侵略戰爭是個“錯誤”、是失敗的方針，邁出了社會變革的第一步。他們希望能在和平的國家中贏回受尊重的地位，這就必須實現世界和平。在今後的若幹年中，如果俄國和美國都為了準備開戰而擴充軍備，日本會利用它的軍事經驗參戰。但承認這一點並不能質疑日本實現和平的內在可能性。日本的動機是應勢而變的。如果情況許可的話，它會在和平的世界中尋求自己的位置；否則，它會成為武裝陣營的一員。
當下的日本人視軍國主義如熄滅的火焰。他們會關注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中是否也一樣會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重燃自己的好戰激情，並顯示出能對戰爭做出多大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別處也失敗了，日本就會證明它吸取到一條多麼深刻的教訓：帝國主義的擴張絕不是一條通向榮譽的坦途。